在经济转型与周期波动交织的背景下，金融体系承担着稳预期、稳增长、稳结构的重要使命。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把握方向、校准节奏，成为金融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新浪财经推出《金融新启航稳舵行远篇》专题系列，聚焦宏观政策取向、金融运行逻辑与重点领域改革进展，邀请金融业界专家和学者，围绕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体系韧性展开深入讨论，记录中国金融“稳中求进”中的关键判断与实践路径。
本期《金融新启航稳舵行远篇》对话原国家林业局气候办常务副主任、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创会秘书长李怒云。她指出，近年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措施增多，使得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进更加艰难。中国一直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理应为气候治理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国际协同受限的情况下，推动绿色信用向可定价、可核证、可质押的金融资产转化尤为关键。
李怒云表示，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真正实现标准化、并具备质押条件的绿色信用资产仍然较为有限。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自愿市场诚信委员会等国际通行规则来构建标准体系，同时逐步得到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接受，来推动这类信用资产的真正变现，进而形成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支持机制。
COP30整体成果不理想，适应性气候融资倍增利好发展中国家
新浪财经：您多年来一直参与COP大会，如何看待今年COP30的核心成果与新增承诺？
李怒云：COP30的成果整体并不算理想。实际上，近几届COP会议都面临类似困境——要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向1.5℃靠拢，已经越来越难实现。现在不少研究和数据都显示，连2℃目标都面临很大挑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政治环境的干扰，比如美国在相关议题上的反复立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前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尤其是近年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措施增多，使得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进更加艰难。
尽管如此，本届大会仍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即《全球动员，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文件，并提出到2035年每年动员至少1.3万亿美元气候资金，将气候适应资金提升两倍。虽然时间节点较远，但至少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算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事实上，“适应气候变化”近年来在COP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早期会议更多强调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排放，而近几年，适应性问题逐渐成为核心议题之一。中国也在这一方向上持续推进，先后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和多份相关报告，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长期任务。
新浪财经：本届COP在绿色基金上做了很多安排，在您看来，这些对全球相关资金流向会带来哪些指引？
李怒云：从全球格局看，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受害最严重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过去两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而至今仍处于高排放状态。因此，国际社会一直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理应为气候治理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此次会议上，提出适应性气候融资实现倍增，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个积极信号。
以巴西为例，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其面临的现实压力非常突出。亚马逊森林每年被砍伐的面积有数百万公顷，而这片森林对全球气候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由于国土面积巨大，巴西在监管上客观存在困难，甚至有超过数千万公顷的森林处于“无人有效管理”的状态，被随意砍伐并转作牧场。这类问题并非巴西独有，许多热带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类似困境：森林是其重要生计来源，如果要求其停止砍伐，就必须通过资金机制进行补偿。
因此，无论是绿色气候基金，还是此次提出的“永远的热带雨林基金（TFFF）”，其核心意义都在于通过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生计”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新浪财经：COP上的热点议题与中国近年来的绿色发展趋势有何相向之处？
李怒云：本次大会各国表态将投入万亿美元推动清洁能源与电网建设，这一点与中国近年来的绿色发展路径高度相似。
实际上，中国已经率先形成了规模化的清洁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8月，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规模已突破16.9亿千瓦，为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能源替代这一关键环节，中国的推进力度和成效，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明显优势。
在生态保护方面，森林保护与植被恢复是另一个高度契合的领域。中国是全球植被恢复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森林保护、火灾防控以及打击非法毁林等方面，执法和治理成效显著。中国长期推进的生态工程也为全球提供了重要示范，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已在生态修复、治理模式创新和长期规划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三北防护林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的生态工程之一，其生态成效和治理经验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此外，大会强调建立公正转型机制，推动气候行动更好惠及民生。这与中国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实践高度一致。通过清洁炉灶等一系列旗舰项目，中国也在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
最后，在多边协作层面，本次会议首次将反对与气候相关的单边贸易壁垒写入成果文件。中国长期坚持多边主义立场，不仅推动大会纳入相关内容，也与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在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
打造标准化生态信用产品，吸引市场性融资
新浪财经：从绿色发展到绿色金融，再到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相关实践正在不断延伸。您如何看待发展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在弥补生态保护融资缺口方面的潜力？
李怒云：在国际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用机制已有一些实践案例，但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企业ESG要求不断提高，企业必须为履行相关责任进行投入，而从金融视角看，这类“信用”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资产。
以国内开展的省与省之间的对口支援项目为例，在一些中国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受援省区，每年数十亿亿元用于对口帮扶，如果有一部分资金被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转化为可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那么出钱的省区企业在购买这些信用后，就可以将其计入企业账户，形成一项金融资产。这样的机制，可改变单纯的“输血”支援模式，而成为对口支援互利互惠。
类似机制在国际上已较为成熟。例如，英国要求开发项目必须实现当地生物多样性至少10%的净增益；美国则建立了“湿地银行”（缓释银行）制度，由专业机构先行修复和保护湿地，企业在进行房地产或基础设施开发时，通过购买相应信用来履行生态补偿义务。
这一市场化机制的核心，在于以较低成本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中国碳市场的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企业在履约过程中，会在技术改造与购买配额之间进行成本比较：当技改成本过高时，选择从市场购买配额；当市场价格上升时，则转向自主减排投资。
从更长期看，国家部委已陆续出台多项ESG相关要求，融入绿色信用机制对中国企业而言是迟早要做的事情。但目前仍有不少企业停留在以捐赠方式完成ESG责任的阶段，那些较早意识到规则变化、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信用和碳信用市场的企业，未来反而可能获得制度红利和先发优势。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希望通过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吸引更多企业参与，以市场化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弥补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期存在的资金缺口。
新浪财经：绿色信用如何逐步转化为可被金融体系接受的绿色金融工具？
李怒云：现在，很多银行都对碳信用、生物多样性信用表现出浓厚兴趣。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越来越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在相关领域已有实际投入和实践积累的企业；如果企业在这一领域仍是“空白”，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真正实现标准化、并具备质押条件的绿色信用资产仍然较为有限。以碳汇为例，只有完成标准化配置的碳汇资产，才能用于质押融资。国内碳市场中的CCER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本身是可交易的资产，即便短期内无法出售，也能够在银行体系中形成“底价”在未来实现变现。
相比之下，当前不少地方推进的“碳汇交易”项目，多以省、市或县为单位自行设计，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这类资产即便被银行接受质押，也往往只能进行一次性操作，难以真正变现和流通。
我们可以参照碳信用的运行模式，通过数学模型和统一的量化标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进行评估与核证，并生成相应的信用产品，弥补生物多样性价值长期以来难以精确衡量的缺口。
新浪财经：什么样的绿色信用资产才能被视为“标准产品”？
李怒云：按照标准体系生成的信用是清晰、可计量、可识别、可定价的。而信用本身是有价值 ，可被交易、储存，并进一步用于金融活动。因此，它可以作为担保措施或抵押物，企业将其质押给银行后，就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获得相应的现金贷款额度。
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自然信用标准体系为例，有包括管理办法在内的5个顶层设计文件，制定了具体的技术指南，明确按照什么方法、哪些步骤来落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注册登记平台，从项目立项到实施、监测、审定、核证、签发，再到最终的核销，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注册登记和信息公示。通过这样一条完整、透明的标准化链条，所产生的信用资产是可追溯、可核验、可被“看见”的。项目经过第三方核证，并完成签发之后，才能证明这一信用资产真实存在。
我们对生态类信用资产的基本要求非常明确：第一是额外性，第二是真实性，第三是唯一性，第四是保守性（不能对其环境效益进行夸大）。这些是构建高质量高诚信生态信用体系的底线要求。目前，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国内尚未有成熟产品。我们按照自愿市场诚信委员会等国际通行规则来构建标准体系，希望逐步得到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了解和接受，以推动这类信用资产的真正变现，进而形成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支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