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执政联盟压倒性胜利,自民党在历史上首次单独获得超过300席。高市早苗从"理论上的弱势首相"跃升为"超级强势首相",这一结果堪称戏剧性。
2. 自民党胜利背后有多重因素:自民党从政治献金丑闻中复出,高市早苗利用"财政自杀"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以及罕见的暴雪天气帮助了自民党。但胜利背后却藏着隐忧,例如高市"财政狂欢"的代价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显现。
3. 笔者认为,尽管执政联盟获得了超级多数,但所谓"日本即将修宪"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是过度解读。修宪在日本政治体系中面临数重结构性障碍,需要执政联盟在下次2028年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更需要通过全民公投的终极考验。当前日本国内对于修宪并未形成稳定的主流民意。
4. 本次选举最具标志性的现象,是自民党之外各政党的集体溃败,传统左翼已无法适应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日本政治正从"多极竞争"重新退化为"一强多弱"的准一党独大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其说是自民党的强大,不如说是在野党的集体无能。
5. 自民党的历史性胜利,是建立在对华强硬、对美依附的外交冒险之上,建立在反对派的集体失能、而非自民党的制度优越之上,给日本埋下了新的危机种子。这场"冬季奇袭",或许只是日本政治漫长冬季的开始。

2026年2月8日,日本战后第三次在寒冬2月举行了众议院选举,这也是自1990年以来时隔36年再次在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
这场被称为"冬季奇袭"的提前大选,最终以执政联盟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其结果之悬殊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根据最终开票结果,自民党单独获得316席,在众议院465个总席位中占比高达68%,不仅远超过半数所需的233席,更一举突破了"绝对安定多数"(261席)和三分之二超级多数(310席)两道门槛。

这是自民党历史上首次单独获得超过300席,加上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36席,执政联盟总席位数达到352席,占比75.7%,已经超过了众议院总席位的四分之三。
自民党的压倒性胜利:从"弱势首相"到"超级执政"
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早苗从"理论上的弱势首相"一举跃升为"超级强势首相"。回顾三个月前的政治处境,这种转变堪称戏剧性: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后,面对的是众议院仅196席、远低于首相当选门槛233席的窘境。
公明党因无法接受其右翼修宪立场而退出长达26年的执政联盟,自民党陷入战后最严重的执政危机。
高市不得不向日本维新会开出削减50个比例代表席位、确立"大阪都"副首都地位等苛刻条件,才勉强凑足231席,以微弱优势当选首相。

然而,这场"冬季奇袭"彻底改写了政治版图。NHK的出口调查显示,自民党预计获得274至328席,最终实际结果落在预测区间上端。
相比之下,由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仓促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仅获49席,较选前的172席锐减123席,堪称溃败。日本共产党4席(-4)、社民党0席(-1)——左派阵营全面崩溃,议席总数不足自民党的六分之一。
这场胜利的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是自民党从政治献金丑闻中的复苏。2024年的"黑金丑闻"曾导致该党遭遇15年来最惨重选举失败,议席从261席骤降至191席。

但经过一年多的危机处理——包括派系解散、党员处分、领导层更替——以及高市早苗作为"局外人"的形象重塑,选民对自民党的惩罚性情绪已大幅消退。
其次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即时效应。高市内阁推出的21.3万亿日元刺激计划——包括向每户发放水电补贴、儿童现金补助、食品券等——虽然被批评为"财政自杀",但在短期内确实提振了消费信心。日经指数在选前创下历史新高,股市繁荣与撒钱政策形成了"财富效应"的良性循环。

另外,罕见的暴雪天气导致大量"中道"派老年选民无法出门投票,也被部分分析者视为偶然因素——东北、北陆、北海道等地遭遇强降雪,部分地区积雪超40厘米,青森等地积雪更是突破1米,交通大面积受阻。
但是全国已完成提前投票的选民约为2079万人,约占全部选民的26%,较上届众议院选举同期增加约436万人,显示提前投票人数显著上升。正如评论所指出的,没有大雪,自民党也会获得过半席位,这场大雪只是帮助自民党获得超过2/3席位的绝对优势。
然而,这种胜利蕴含着深刻隐忧。高市早苗的财政政策已引发日债市场剧烈动荡。当国债务/GDP比率高达264%的日本失去对财政命脉的控制,"借新还旧"模式濒临断裂,这场"财政狂欢"的代价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显现。
修宪迷思:超级多数不等于政治现实
尽管执政联盟获得了足以在众议院发起宪法修正案的超级多数,但所谓"日本即将修宪"的忧虑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解读。修宪在日本政治体系中面临数重结构性障碍,绝非仅凭众议院多数即可推进。
第一重障碍是参议院的制度性制衡。根据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提案需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参议院总席位数为248席,三分之二约166席。
目前自民党在参议院持有101席,维新会19席,合计120席,不仅低于参议院过半数所需的125席,更远未达到修宪门槛。

这意味着,除非在2028年下次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否则执政联盟必须寻求在野党的支持才能启动修宪程序。
第二重障碍,也是最为根本的障碍,是全民公投的终极考验。即便两院均通过修宪提案,还必须提交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赞成方可生效。
这不是"闹着玩"的程序性步骤,而是决定政治人物生死的终极赌局。任何日本领导人都不可能贸然启动公投——一旦失败,不仅本人必定辞职下台,对政党也是巨大冲击。
而当前日本国内对于修宪,特别是涉及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的修改,并未形成稳定的主流民意。

公明党即便在野,其支持的创价学会仍拥有庞大的基层动员能力;立宪民主党虽惨败,但其"护宪"立场在知识分子和部分中间选民中仍有市场。
因此,尽管高市早苗在安保议题上持鹰派立场,但修宪在短期内更多是政治表态而非实际议程。
执政联盟的超级多数主要意义在于强化普通立法能力,而非开启宪法改革。"日本极右翼化"的叙事,需要放在这一制度约束下冷静审视。
在野党的全面崩溃:结构性衰败与时代错位
本次选举最具标志性的现象,是自民党之外各政党的集体溃败。这种溃败不仅是议席数量的减少,更是政治存在意义的危机。以下逐一分析各在野政党的困境:
一、中道改革联合:仓促联姻的惨败
中左翼的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于2026年1月15日仓促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是本次选举最大的输家。该党从选前的172席(立宪民主党148席+公明党24席)暴跌至49席,损失超过七成。
尤其是立宪民主党,堪称"党难"——在小选区层面几乎全军覆没,包括干事长安住淳、资深议员小泽一郎、冈田克也、原口一博、玄叶光一郎等均告落选,连政党比例票也未能复活。

中道的衰败根源在于三重错位。首先是时间错配:从达成共识到建党大会仅间隔7天,从组建到选举仅不足一个月,筹备时间短、政策主张模糊,只是一个"中间派大帐篷"政党,未能建立选民认知。
公明党的小选区组织优势未能有效转移至立宪民主党候选人,而立宪民主党的城市进步派形象又与公明党的宗教保守底色存在张力。
其次是战略错配:两党原意是组建"中道"势力对抗高市政权的右倾化,但在实际操作中既未能吸引中间选民,又失去了原有基本盘。

立宪民主党为迎合公明党而淡化左翼色彩,导致传统支持层流失;公明党则因与自民党决裂而失去了"执政党红利",创价学会票仓在高市的右翼动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最后是定位错配:"中道"路线在日本当前极化政治中缺乏吸引力。面对高市早苗的强势领导力和撒钱政策,中间选民更倾向于"让强者更强"而非"平衡政治";而反对修宪的进步派选民则认为该党妥协过多,不如支持更激进的令和新选组或日共。

分看两党,公明党曾是自民党长达20年的执政伙伴,凭借创价学会的基层动员能力,在比例代表区稳居第三大党。但2025年因不满自民党右转及黑金丑闻,毅然退出联合政府。
然而,脱离自民后,其"温和保守"定位迅速被维新会蚕食,而与立宪民主党的结盟又使其失去宗教团体信任。
这次选举,公明系候选人几乎全数落选,创价学会内部已出现要求回归自民的呼声。
立宪民主党则延续"批判型在野党"困境。政策主张空泛,既无法吸引年轻选民,又难以凝聚地方力量。
"反安保法""反核电"立场在安全环境恶化的当下,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党内派阀林立,协调困难,竞选期间甚至出现多名候选人互相拆台的丑闻。

二、国民民主党:边缘化的"别动队"
中右翼的国民民主党获得28席,仅比选前增加1席,在自民党巨浪中勉强维持存在。
该党一直是自民党外的中右势力集合体,由原民进党(2016年由原中左翼的民主党和右翼的维新党合并而成)分裂而来(2018年),经历与中左翼的立宪民主党的再合并(2020年)与再次分裂(2023年),政治立场为中间偏右,支持修宪但强调经济优先。
"国民民"的边缘化困境源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作为"自民党的别动队",国民民主党在政策上与自民党高度重叠——均支持修宪、重视经济、主张强化日美同盟——但缺乏自民党的组织资源和执政经验。缺乏全国性组织,依赖小选区个别强人支撑,难成第三极。
党首玉木雄一郎曾有机会在2025年10月被在野党联合推举为首相,但因维新会的要价过高而错失良机。
这次选举中,该党既未能从高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分流选票,也未能吸引对自民党失望的温和保守派,最终沦为政治配角。

三、令和新选组:极左翼的泡沫破裂
由演员山本太郎于2019年创立的令和新选组,从选前的8席暴跌至1席(-7),遭遇毁灭性打击。
该党以"废除消费税""保障最低收入""反核电"等激进主张崛起,曾在2019年参议院选举中一举成名,被视为左翼民粹的新希望。
新选组的崩溃源于民粹政治的内在悖论:选民基础主要是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年轻人和底层民众,但其政策主张——如立即废除消费税——在经济上缺乏可行性,在政治上缺乏实现路径。
高市早苗的撒钱政策虽然在本质上也是民粹主义,但更具"可执行性幻觉";而令和新选组的"理想主义"在经济低迷期反而显得脱离现实。
另外,该党过度依赖争议不断的山本太郎,缺乏组织化动员能力,党内管理混乱。2025年山本退党参选东京都知事失败后,该党迅速瓦解,仅靠比例代表勉强保住一席。

四、日本共产党:百年老店的式微
日本共产党获得4席,减少4席,延续长期衰退趋势。作为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政党(1922年建党),日共曾在上世纪60年代拥有百万党员和庞大的工会网络,但冷战结束后持续边缘化。
日共的困境在于双重脱节:一是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坚持"和平革命"路线和计划经济主张,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缺乏说服力;二是与选民结构的脱节,支持基础老龄化严重,未能有效吸引年轻选民。近年虽尝试"去意识形态化",主打"生活优先",但核心诉求仍围绕反美基地、反核武等传统议题,难以打动主流选民。
更致命的是组织封闭性——多数干部从未从事过社会职业,终身在党内小圈子内循环,缺乏与社会各界的实质联系。
在"广招人才"方面,自民党通过"空降"企业家、学者、地方名人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而日共却困守"职业革命家"的封闭体系,最终沦为政治博物馆的活化石。

五、社民党:从执政党到归零
社会民主党未能获得任何席位(-1),正式退出国会。该党前身是曾短暂执政(1993-1996)的日本社会党,1996年改组后势力持续萎缩。作为传统左翼,社民党坚持护宪、和平主义、福利国家路线,但在自民党右倾化和立宪民主党中间化的挤压下,政治空间被彻底压缩。
社民党的归零,象征着"55年体制"以来左翼谱系的终结。社民党的失败不仅在于政策过时,更在于组织衰败——
无法吸引年轻人才,无法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动员方式,无法在全国层面建立有效的选举机器。如今党员不足万人,政策陈旧,连基本选举资金都难以筹措。
此次全党无一人当选,标志着日本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正式终结。而当最后一批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支持者逐渐老去,该党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左翼政党长期困守意识形态小圈层,缺乏社会职业经历,政策脱离现实,既无法回应经济焦虑,又无力吸引年轻世代。

六、参政党:民粹主义的幽灵
获得14席的参政党是本次选举的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个以"日本人优先""反移民""反间谍法"为口号的极右翼民粹政党,被称为"日本特朗普党"。
参政党填补了自民党主流与维新会之间的右翼空间,也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深层焦虑。支持者多为对全球化不满的中年男性,活跃于社交媒体。
尽管参政党规模尚小,但已开始影响政策议程,如推动《外国人登录法》修订。高市早苗在选前曾试图拉拢该党(3席)和"改革有志会"(7席)以巩固执政基础,这种"右翼大联合"虽未成为现实,但已显示出日本政治光谱右移的趋势。
然而,参政党的民粹主义更多是情绪宣泄而非政策替代,其议席增长主要来自对维新会和自民党不满的极端保守派,而非中间选民转化。
另外,反NHK党(保护国民防止NHK伤害党)等微型政党全部出局,反映选民对"噱头型政治"的厌倦。
在野党的结构性困境:日本政治的"一强多弱"格局
本次选举结果揭示了一个深层趋势:日本政治正从"多极竞争"重新退化为"一强多弱"的准一党独大格局。
自民党不仅获得了议席上的超级多数,更在政治上确立了难以挑战的霸权地位。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其说是自民党的强大,不如说是反对派的集体无能。

在野党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人才枯竭:自民党执政多年仍能保持强势,关键在于其"人才广招"机制——通过选拔企业家、学者、地方名人、甚至演艺界人士(如2024年当选的艺人森下千里),不断为党注入新鲜血液。
相比之下,左派政党封闭在小圈子内自嗨,日共和公明党多数干部从未从事过社会职业,终身在党内体系中循环,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其次是组织衰败:现代选举需要专业的数据团队、社交媒体运营、基层动员网络。自民党及其支持团体(如经团联)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而反对派仍依赖传统的工会动员(日共、社民)或宗教团体(公明党),无法适应"空战"(网络舆论战)与"地面战"(基层拉票)结合的现代选战。

最后是理念迷失:在全球化退潮、地缘冲突加剧、国内老龄化深化的背景下,日本选民渴望的是"解决方案"而非"意识形态"。
自民党的扩张性财政、减税承诺、强硬安保姿态,虽然存在隐忧,但至少提供了日本民众"可感知的改变"。
而反对派或陷入"反自民"的否定性政治(立宪民主党),或固守过时的教条(日共、社民),或沦为机会主义的投机分子(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均未能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愿景。
从"擦边模特"到"拉票女王":自民党用人开放的胜利
尤为关键的是,自民党自身完成了人才结构更新。不同于左派政党封闭自嗨,自民党持续从企业、地方、学术界吸纳精英,保持组织活力。
在宫城县第4选区开票结果,44岁的前写真偶像森下千里,以近60%的得票率,击败连续当选10届、曾任野田内阁财务大臣的立宪民主党(立民)干事长安住淳,成功连任众议员。

这场"小虾米扳倒大鲸鱼"的逆袭,不仅改写了地方政治版图,更成为自民党塑造打破传统精英垄断、广纳社会多元人才的叙事的标志性事件。
森下千里的履历极具戏剧性:1981年生于名古屋,2001年以"年度赛车女王"身份出道,凭借天使脸孔与魔鬼身材迅速走红,随后转型为擦边性感写真偶像、综艺常客,是2000年代日本娱乐界的现象级人物。
然而,2019年她突然宣布退出演艺圈,转而进修公共政策课程,并于2021年接受自民党征召,首次参选宫城县第5区议员。

彼时,没人相信这位"前泳装偶像"能在东北重灾区石卷市扎根。但森下千里带着母亲和一只猫迁居当地,在疫情封锁、街道空荡的寒冬中,每日街头演讲数十次,靠便利店饭团度日,半年内瘦了十公斤。她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期间曾在此做志愿者,正是那段经历让她萌生从政之志。尽管首战落败,但她拒绝转战东京,坚持"再试一次"。
2024年,因选区重划,她首次以政党比例代表身份首次进入国会,并被高市早苗内阁任命为环境省政务次官——一位前写真女星执掌环保事务,引发舆论哗然。
批评者翻出她2022年将"粮食自给率"误解为"多吃国产白菜"的旧视频,质疑其政策素养;支持者则赞其"从赛车女王到拉票女王"的毅力,称其半年完成1600次街头演讲,是真正的草根奋斗者。

此次大选,她再度迎战安住淳。后者深耕宫城政坛三十年,人脉深厚。然而,森下千里以"地面战+网络战"双轨并进:
清晨在车站鞠躬问候,夜晚直播回应青年关切;高市多次亲临站台,强化其"改革新锐"形象。最终,她不仅胜出,更以悬殊票数终结了安住的政治生涯。
这一胜利,折射出自民党近年来的用人转向。不同于左派政党多由职业政客、工会干部或学者组成,自民党持续从企业高管、地方领袖、文化名人乃至娱乐明星中吸纳人才。

从棒球明星铃木一朗之父、到搞笑艺人剧团,再到如今的森下千里,自民党展现出包容性与实用主义——只要具备公众影响力、愿意扎根地方、认同保守路线,无论出身如何,皆可成为"自民战士"。
反观立民等在野党,仍困守"专业政客"小圈子,干部多从未从事社会职业,政策论述抽象,难以与民众建立情感连接。
安住淳虽资历深厚,却在"接地气"上完败于森下千里。当他在后援会发表政策演讲时,森下已在TikTok上用方言讲解垃圾分类——这种代际与沟通方式的鸿沟,远比政策分歧更致命。

当然,森下千里的崛起也伴随争议。她公开支持修宪、反对女性天皇与夫妇别姓,立场比许多男性议员更保守,被讽"思想比男性更男性化"。
其从政路径也被批评为"颜值政治",掩盖了专业能力短板。但不可否认,她的成功打破了日本政坛"血统—学历—派阀"的铁三角逻辑,为非传统背景者开辟了通道。
从"擦边模特"到"拉票女王",森下千里的故事,既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自民党在人口萎缩、社会老化背景下,主动拥抱多元化、年轻化、媒介化的战略缩影。在一个连地方议员都难觅新人的时代,自民党选择向社会敞开大门。
结语:胜利者的困境与失败者的未来
自民党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中化时期。
但这种集中化是建立在高赤字、高债务、高风险的财政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华强硬、对美依附的外交冒险之上,建立在反对派的集体失能而非自民党的制度优越之上。
对于在野党而言,本次选举是一次残酷的"政治淘汰"。社民党的归零、令和新选组的边缘化、日共的式微,表明传统左翼已无法适应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中道改革联合的惨败则证明,简单的政党合并无法解决理念空洞和组织衰败的问题。国民民主党的停滞显示,"自民党-lite"的定位没有出路。

未来日本政治的可能出路,或许是反对派的彻底重组——不是形式上的政党合并,而是人才、组织、理念的全面革新。但在自民党超级多数的阴影下,这种革新能否发生、何时发生,仍是未知数。
2026年,自民党以历史上最强势的姿态回归,却可能埋下新的危机种子。当高市早苗站在国会发表胜利演说时,她面对的不仅是欢呼的执政党议员,还有收益率飙升的国债市场、持续萎缩的劳动力人口、以及一个尚未准备好接受修宪的国民。
这场"冬季奇袭"的胜利,或许只是日本政治漫长冬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