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昆仑石刻”的学术争议还在持续，引起学界和超出学术圈的社会讨论。知名遗产研究专家、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葛承雍7月16日撰文认为，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遣使的文物，而是后来王莽时期派使采药和巡视宣威的石刻。时代不一样，中间隔了200多年。用前代逝去的历史去释读后代产生的石刻文物，显得疑点重重，不具有说服力。
仝涛研究员调查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摩崖石刻、发现石刻题记无疑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发现，我说仝涛功莫大焉，实为赞扬他田野调查的辛苦，亲手触摸岩壁上的雕琢遗痕，风餐露宿，寻找新知。但我并不同意他对石刻文字的解读，因为石刻时代判断差之甚远。
石刻存在着残破不完整的缺憾，究竟是用“昆仑石刻”还是“采药昆仑”来命名，究竟是镌刻实证还是臆想伪造，引起学界和超出学术圈的社会讨论，包括治秦汉史学者的怀疑，这场讨论超越了单纯的学术争议，似乎要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讨论。我看后提一点点建议，供有兴趣的同行参考。
1995年7月笔者受国家文物局委派考察青海的丝绸之路申遗点，青海省文物局安排考古所几位领导先后带领我们考察申报遗址地，重点之一就是考察汉文化与羌、胡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我们进入丝路南道通向西域的重镇海晏县西海郡故城，这里是湟水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汉代城址。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汉代“西海安定”瓦当
西汉中叶以前，青海绝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是羌人聚居之地，当时汉军活动地域仅限于湟水下游地段，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将率兵十万深入河湟地区，迫使羌人西走，汉王朝始设护羌校尉，专事管理羌人事宜，并成为定制。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为加强监控河湟地区，先后设立金城郡管辖七县，正式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制之内。王莽当权后为炫耀威德，招抚羌人献地称臣，于青海湖环湖地区建立西海郡。由于西海郡地处偏远牧区，遗存保存较好，西海郡及下隶属五城在1983年被发现，西海郡城规模最大并设驿站及烽火台，城内多次发现王莽时期钱币和钱范。在20世纪40年代，海晏县“三角城”古城就发现了“西海郡，始建国，共河南”篆刻九字虎形石刻，1987年又发现著名的“始建国虎符石匮”，高约2米，匮盖上雕刻伏虎，篆刻“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铭文，据说原内置“符命四十二篇”。这是王莽假托天命大造舆论的产物，这么大的石刻少说也有几吨重，王莽时期符匮祥瑞氛围下的庞然大物确为全国首见。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新莽大泉五十陶范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内出土的虎符石匮（博物馆复制品）
新莽虎符石匮文字
新莽虎符石匮
这都提示我们，研究古迹文物一定要明白这个地域的历史风貌、历史背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些“历史肌理”，作为不可磨灭的具象印记，需要慢慢揣摩、理性分析，不可轻易说“伪”言“假”。要深入历史细部，不能借虚构之桨，驾想象之舟，去还原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场景，或是把现代个体生命体验强加到古人身上。
如此，我们再来看看“昆仑石刻”的30余字记载。
一、首先从秦汉历史背景考虑，秦代文献没有关于青海官方活动的记载，汉代历史文献才开始涉及西戎，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以财物利诱羌人首领良愿，使其率部迁出青海湖（鲜水海）、允谷（今共和县）、盐池（今茶卡盐湖）等水草丰美之地，献地归汉。西汉末年王莽当了新朝皇帝后，构建“四海归一”的政治象征，曾对青海羌人展开归降活动，派员赴青海大肆宣威，并于元始四年建立了西海郡，这是中原新朝中央政权第一次对青海的统治管理。据史书说是为凑齐“东海、南海、北海、西海”四郡体系，标榜“四海归一”，于环湖地区设西海郡，郡治龙夷城（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遗址）。青海海晏县出土新莽时期“西海安定”瓦当和“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的瓦当，应该是西汉王莽时期延续到东汉初年的证据链。
二、石刻上这个“皇帝”，可能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西汉末年建立新朝的王莽。王莽元始四年（公元4年）加号“宰衡”后第二年就称摄皇帝，居摄三年宣布建立新朝，国号新，始建国元年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成为“真皇帝”。王莽派遣朝廷要员分赴全国各地，宣传新朝“皇帝”的皇威。史载“遣使者赴各地及匈奴、西域，收汉印绶，颁发新室印绶”。新朝建立前后歌颂王莽的风潮曾席卷各地，既有儒生“追随者”也有官吏“引领者”，似乎是西汉末年出现的特殊政治新样态，标榜王莽开辟新纪元。
三、王莽沿袭秦汉制度设立“五大夫”这个官职。秦代有五大夫，而王莽又依据《周礼王制》在居摄三年和始建国四年，两次建立五等爵封制，但是王莽新朝时期“五大夫”是五个特定监察官职，这“五大夫”并非指五位官员姓氏或个人，而是依《周礼》“五事”（貌、言、视、听、思）设立五大夫，分别定名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形成专职监察系统，覆盖君主德行、君臣规范、政策透明、舆情监督、决策分析等职能。石刻上“五大夫”可能就是王莽巡狩活动派出的“臣”下“翳”，应有督查职责，并不是采药的太医或医官。王莽时期官制依据《周礼》改名换名，烦琐不堪，细节凌乱，史书有记载，不再啰唆。
四、王莽当皇帝后在儒生出谋划策下迷信谶纬，又追求长生不老，频频派人采药。王莽与秦皇汉武一样，对口服丹药、神药道术眷恋不厌，喜听方士苏乐的游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开始大搞神仙事，起八风台，种五粱禾，尤其对养性延命的情趣兴奋不已，打发宫中之人分赴各地采药养生。其实，汉成帝时期燕齐之间方士言神仙之术者以万数，汉成帝因其无子，耗费巨资寻求不终之药（长生药），方士声称可“入海求神采药”。正直敢谏言的谷永痛批采药求仙的荒谬。汉代皇室派人求药之事多次出现，因而王莽朝中方士也不少，例如史书记载的涿郡方士昭君等专给他讲道术。因而，携带方士随车队“西巡”是堂皇亮相的皇命，下车“采药”则是隐性实在的差遣。青海高海拔地区是冬虫夏草采药之乡，以玉树、果洛为核心，辐射三江源及省内多州市高海拔草甸，本土药物资源丰富，“采药”的摩崖石刻出现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了。
五、石刻每列的首字几乎都有石层破损笔画缺失，细辨“廿六年”，由于残破断缺，不能肯定地说就是秦始皇廿六年。“六”很像“元”字，疑为“元年”，王莽有“天凤元年”“始建国元年”年号。“廿”断缺很可能是其他字。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曾令太史令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自言“己如黄帝仙升天”，以此诳哄百姓。这一时期历法变动搞得人们不知所措，但是现在发现的石刻具有王莽新朝时期的鲜明特征，一些字呈扁平形，有的呈竖条状，与“虎符石匮”字体相比非常接近，王莽时期就是常用这类字体做复古表意，不少“新莽”文物留下复古周礼的痕迹。有人说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恐是因不了解篆书发展的误判。
六、残破的“翳”字，很可能是“王翳”。《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初因功封臣有一个王翳，但是几百年过去了，这个石刻的“翳”或许是王莽委派的一个王姓宗室官员，汉成帝时王家就有五人担任大司马，九人封侯，当时王莽封了一大堆王姓宗族官员王舜、王寻、王邑、王兴、王盛等，分遣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驰传天下，颁行符命，到各地宣称他的“皇威”，刻石树标，表示立新代汉是顺乎天意，求得人心安定与世间太平。王莽新朝被授予王姓宗族至少有几百人，史料有限无法精确统计所有被封官人数，所以石刻上王翳究竟来自何处只能待查了。
七、王莽派出的十二支宣威小分队，东西南北都有“车”以示雷厉风行，有时以四马大车“建虎旗”示威天下，有时命五威将坐着绘有天文图像的车子“驰传天命”。原来从汉武帝到王莽时期就有各式各样的“车”纷纷亮相，青海省博物馆曾展出考古出土的汉代木轺车马，文物比比皆是，不再多说。王莽时期五威使者乘车“驰传天命”安抚人心是当时一项政治任务，王莽“变法改制”其中一项就是按照《周礼》行巡狩礼，天凤元年二月建寅之节开始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依次巡劝各地，督民农作，获粟藏粮。从石刻上有“一百五十里”来看，刻工粗糙欠规范，只是在沿途岩壁局促的空间做局促留刻文字，可能在此场合做一个简单的题铭仪式，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难以携带巡劝成果返回长安复命。
八、关于“昆仑”一词，史书作“崑崙”或“昆侖”，多年来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是外国文字对音或匈奴阿尔泰语的音译，2000多年来中国人都认为昆仑是一座名山或仙山，因此有“神的昆仑”和实际的昆仑、中古境内昆仑和异域昆仑之分，很难有人能面面俱到解释“崑崙”之义，究竟是颜色之意还是种族族名，《竹书纪年》《尚书禹贡》《逸周书王会解》《史记夏本纪》《穆天子传》《山海经》等都有著录，不拟重复引书论述，但昆仑一语与西北民族、地理有密切关系则是无疑，王莽派人求药的“昆仑”，也是一个远不可及的、笼统的地域代名词罢了。秦人寻药与汉末采药都是方位不清的“昆仑”，至于说“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恐怕还“实证”不了，见仁见智，不再赘述。
总之，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遣使的文物，而是后来王莽时期派使采药和巡视宣威的石刻。时代不一样，中间隔了200多年，正因为时代相距不同，所以文字书法、干支历法、词语辨识、砂岩风化，所有的证据法都靠不上、挂不住，用前代逝去的历史去释读后代产生的石刻文物，怎么能不疑点重重，怎么能有说服力。出土文物必须和历史文献相印证，既要“眼界高”还要“细节控”，凭空猜想只会误入歧途，信口开河说“这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更是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辩驳。西北大学已故老先生陈直教授生前曾教育我们学生说，要能懂秦汉史必须读懂《汉书王莽传》，几十年前我写过《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儒生、儒臣、儒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对王莽时代种种复古历史现象做过一些探讨，后来研究领域转行不再专业钻研秦汉，但对新莽时期出土钱币、度量衡、简牍、金属实物等文物仍怀有热情关注，所以提出一点点建议供学界参考。
石刻横空出世，穿透秦汉历史，七旬老人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听凭历史慢慢考释落实，直到最终能还原本真面貌。历史中很多真实故事都会因为年代久远、磨损、破碎，消失在时间的长廊，考古文物只有借助同时代语境的社会历史文献，才能将历史可靠地真正复活。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7月16日8版，标题有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