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67 年，大宋治平四年，大辽咸雍三年。
这一年最大的事情就是大宋朝又换皇帝了，宋英宗突然驾崩，时年36岁，在位仅仅三年零九个月。
去年，也就是1066年的11月份，英宗的身体就已经很糟了，但是他瞒得严严实实，连经常见面的大臣也不知道。一直撑到今年，大臣们眼瞅着皇帝的病越来越严重，赶紧请立太子。但英宗的反应非常微妙，他不高兴，不搭理，不舍得。
这并不是英宗一个人小气，好像是老赵家天子的一个传统：每到要立太子的时候，就不高兴。仁宗传英宗，不是亲生的儿子，不高兴情有可原。太宗传真宗，那是亲生的儿子吧？他听见外面有人欢呼太子，他也是很失落、很郁闷，不高兴。真宗传仁宗，那不仅是亲生儿子，还是独生子，这应该没什么疑问了吧？哎，还是不高兴。说到底，还是皇位这个东西太好了，自己坐不够。只要看见身后站个人排队在等这个位子，哪怕是亲生儿子，心里也受不了。
到了1067年的1月9号，眼见英宗皇帝迟迟不提立太子的事，宰相韩琦坐不住了，跑到英宗的病榻前劝，你得立太子啊。这个时候，英宗已经病到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点头答应。光点头哪行？韩琦说您得立字据。韩琦亲眼盯着皇帝颤颤巍巍地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个字。这也不行，大王是哪个大王？陛下您必须写清楚。于是英宗又颤颤巍巍地拿起笔，补写了三个字“颖王顼（x）”，也就是后来的宋神宗赵顼。
朝臣们还在准备太子册封的典礼呢，但是英宗来不及参加了，半个月后，1067年1月25日，英宗撒手人寰。大宋朝于是进入了风急浪高的神宗时代。
但是，我们今天不说神宗的事儿，我们要关注另一个人：欧阳修。这一年，他卸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离开开封。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欧阳修，按照籍贯上说，是江西吉安人。但他其实出生在四川的绵阳，四岁丧父，又跟着他的母亲投奔湖北随州的叔叔，度过了一段贫苦的少年时代。24岁中了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到今年，他已经是一个60岁的老人家了。他这次离开开封，虽说是去亳州当知州，但其实按照他的本意，就是想退休了。
欧阳修这辈子，有一个特别惦记的地方，就是颍州，今天的安徽阜阳。他喜欢这里的风光、水土、人物，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决定将来要到这个地方养老。所以，这次离开开封，他还特别向皇帝申请，要去颍州绕一下，修修房子，为将来归隐做准备。四年后，他真的就在颍州退休，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年。
欧阳修，一代大师，这一年开始谢幕。“上马即知无返日，不须出塞始堪愁”，这是欧阳修写王昭君的句子——一上马，就知道再没有回来的日子了，如果要悲伤，也不用等到出塞之后再忧愁了。此刻漂然远去的欧阳修，应该也是这副心境。
那好，我们《文明之旅》在这一年，就和你聊聊欧阳修。
苦难大宗师
我们看着欧阳修离开开封城的背影，你揣摩一下，他当时是什么心境？“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他远没有这么潇洒。
他离开开封时的心情，应该是落寞的、甚至是羞愤交加的。
上一年，1066年，濮议的事，虽然表面上是宰相班子赢了，台谏官群体输了，但是谁都知道，欧阳修才是付出代价最重的那个人。欧阳修是谁？大宋朝这个阶段的文坛盟主，要说打笔仗，搞论战，他这辈子还真没怕过谁。一支巨笔，横扫天下。但是，一场“濮议”吵到最后，欧阳修被台谏官围攻，被说成是豺狼，是奸邪。你知道的，被戴上这种帽子，通常是百口难辩。
你看欧阳修这辈子写的文章，经常都是这样的词儿，什么“中外之议”“天下公论”，俨然全天下的士大夫都站在他背后，他是代表整个士大夫群体在发言。而到了现在，他几乎是孤身一人站到了全体士大夫的对立面。到了这个地步，他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了。欧阳修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濮议一结束，他就申请辞职，这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不干了。他说，是非曲直虽然已经有了结论，但是，那些人攻击我，侮辱我，也连累朝廷脸上不光彩。那些人写的奏疏，全是恶言恶语的，虽然皇帝给我留面子，扣住不发出来，但是拦不住他们自己到处散啊，大街上的人都在传啊。我要是还赖在这个位置上不走，天下人会怎么看我？算了，走吧。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人受一次挫折，往往要遭遇两次痛苦。为啥？第一次，是受挫折本身。第二次，是这个世界上的小人、坏人看你受到挫折了，会过来再踹你一脚，再来利用你的挫折占点便宜。所谓“祸不单行”，就有这个原因。欧阳修这次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濮议当中，有一个人叫蒋之奇，本来是支持欧阳修这一方的，所以，欧阳修就推荐他去当御史。现在蒋之奇一看，濮议结束了，我这也站在全体士大夫对立面了，那不行啊，我得想办法和欧阳修划清界限。于是他就诬告欧阳修和儿媳妇有染。这种事真的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不管你怎么辩白，家里的事儿、被窝里的事儿，是很难彻底洗干净的。别人看欧阳修的眼神总是会怪怪的。这蒋之奇真是小人啊。但是没办法，一个遭遇挫败的人，就是会招来小人再次利用他的挫败。
欧阳修这么大岁数了，又向来重视名节，气得五内俱焚，反复上书神宗皇帝，要求朝廷还他一个清白。神宗皇帝当时也是刚上台，大概是因为事情太多，耽误了几天，欧阳修就一直不断上书，这话都写出来了：“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我全家人就是磕头把脑袋全磕碎了，也要申雪这份冤枉；“臣无任恳血哀号激切之至”，这是把所有的语气词都用到了极处。看这份奏疏，真是能看到老人家那一腔无处宣泄的、呼天抢地的悲愤。
60岁的欧阳修，政治生命毁了，清白名声也毁了，连写11道奏疏要求辞职外放。神宗皇帝反复挽留，但他坚决要走。最后，到了这一年的4月，他是在这种万念俱灰的心境下，离开了开封城。
这个时候的欧阳修，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严重不好。有学者用现在的医学知识分析过，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严重的近视和飞蚊症，四十多岁的时候，各种毛病都来了，主要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视网膜病变、牙痛、手僵、腿痛。欧阳修自己就说，能把这么多毛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是罕见。
其中，最折磨他的，是眼病。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眼睛看不见，那得是多大的痛苦？他晚年的时候，在灯下根本就读不了书。但是说来也奇怪，他的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大得惊人。苏辙说过，欧阳修读书，一目五行，快得惊人。但就是近视，得贴在纸上看。苏辙就感慨了，他老人家要是不近视，这学问得大成什么样？
病痛，是欧阳修这一辈子的心魔。到什么程度？我看他的文集里，和关系近一点的朋友通信，几乎每一封信都在说，我身体怎么怎么不好，我怎么怎么痛苦。还有学者点算过，他这辈子留下的937首诗中，有215首涉及到自己身体不好，你想想这是什么比例？将近四分之一啊。
什么是病？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就是你感知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的存在时候。所以，病，不只是痛苦，而是你突然明白，自己的灵魂原来是被困在这么小的一个牢笼中。你会特别向往牢笼之外的日子。当代作家史铁生有一本《病隙碎笔》，其中有一段话，是对疾病中人的心态的最好描述，他说：“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明白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总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才明白端坐的日子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的时光。”
欧阳修的后半辈子都生活在这个状态中，你感受一下。但这也就让我们更加惊叹了。我设身处地地想了想，如果是我，这么全方位地经受身体、精神、名誉、甚至信念的折磨，苦难级别的折磨，我还能保持正常的心智吗？很难。
但是你看人家欧阳修晚年，虽然时间不长，也就四五年时间，而且还在亳州、青州、颍州这些地方辗转，居然还能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他一生的很多大部头著作，比如《新五代史》、还有他那部金石学的巨著《集古录跋尾》，都是到晚年才最后定稿的。而且居然还写了《归田录》和《六一诗话》两部新书。当然还有一大堆诗文。咱们不得不佩服，这真是超乎常人的创作力和意志力。
都说到创作了，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疑问：欧阳修的名气那么大，但是他这辈子到底创作了个啥呢？
欧阳修，名气有多大？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三苏父子、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你看，有他。范围再缩小一点，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柳、欧、苏。你看，还有他。这不仅是后人，他活着的时候，大家就承认，这位是一代宗师。苏轼就说嘛，欧阳修讲大道理像韩愈，谈事务性的事像陆贽。陆贽不得了，唐朝名相，骈文奏议写得极好。还说欧阳修写记叙文，那本事跟司马迁似的；写诗赋，那水平跟李白似的。
有一个民间故事：说有俩秀才仗着自己会写两句诗，就要找欧阳修比试比试。结果半路遇见一老头，老头说你们找欧阳修啊，那先来会会我吧。俩秀才上来就来了两句：“兄弟二名流”“要会欧阳修”，老头微微一笑，说“修已知道你，你也不知修”。这个“修”是谐音梗，其实是“不知羞耻”的那个“羞”。这老头就是欧阳修。不知道这是哪个时代创作出来的民间故事，不过你可以感觉得到，欧阳修大文豪的身份，在民间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但是你要是追问，这位大文豪有什么传世名作啊？哟，脑瓜子瞬间嗡嗡的，有点想不起来。
欧阳修有什么著名的诗吗？没怎么听说过。
词呢？有一些很好的句子，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名，但是有人说，这是冯延巳的句子；还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欧阳修的词集里有，当然，柳永的集子里也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拉偏架，硬归给了欧阳修，说柳永多俗啊，只有欧阳修才写得出来。
有三个人，欧阳修、冯延巳、晏殊，风格太相近，以至于他们的文集中，有21首词都撞车了，后人也搞不清楚具体是谁写的。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文人不把词的创作当回事，写了就写了，随手就让歌女就去唱了，没有那么强的署名意识。
再来看文章。欧阳修一辈子写了好多文章，最有名的肯定是《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啊？这句好吗？会背倒是会背，但是到底好在哪儿呢？说不清楚。我看有人说，全文连用21个“也”字，妙。反正我感觉，妙得很勉强。
哎，问题来了：不像我们一说到李白就是《静夜思》、《将近酒》；一说起杜甫，就是《秋兴八首》《三吏三别》；一说起白居易就是《琵琶行》《长恨歌》；一说起苏轼就是《赤壁赋》《水调歌头》；一说起欧阳修，诶？他的代表作到底是什么呢？一代文坛宗师的欧阳修，面目居然如此模糊，你说奇怪不奇怪？
时代破题人
欧阳修是大文豪，但是居然没有什么耳熟能详的代表作。这是为啥？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欧阳修是过渡时期的大师。他左脚踩在旧时代，而右脚已经踏入了新时代，属于一个“大劈叉”的状态。旧时代的这只脚再精彩，也是泯然众人矣，比如欧阳修的词就写得极好，但是，前面说了，和那些能写艳词小令的人相比，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所以，连作品都被弄混了。那新时代的这只脚呢？有各种开创性的尝试，但是，开创性的尝试，往往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比较稚嫩，很容易被后人超越。
大转换、大撕裂时代的大宗师，往往就有这样的尴尬。
举个现代人的例子，比如胡适，也是名气极大，时代宗师级别的人物，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呢？很难说。他写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叫《尝试集》，那诗也真得一般般。比如这首，“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好吗？还行。但也就那么回事。
胡适还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不好意思，没写完，就半本。
胡适还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写了一本《白话文学史》。也是不好意思，没写完，就半本。
上世纪40年代，胡适又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水经注》，也是研究了个寂寞，有头没尾。
你可能会说，哎，这胡适徒有其名啊。也不能这么说，他在那个过渡性的大劈叉时期，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和旧时代对话，去说服、去辩论、去探路、去引导，做出了很多贡献。
但是必须说，一个顶级的聪明人，如果只和自己时代的议题对话，会限制他的格局。一个人的格局大小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他脑子里怎么想，而是取决于他的对话对象。像胡适，这辈子陷入了太多时代性的议题，比如要不要废除文言文？怎么搞新式教育？等等。等这些议题过去了，他工作的价值也就结束了。而像孔子、庄子、老子、朱熹、王阳明这些人，他们对话的对象，主要是恒常的宇宙、人生，那些思考永不过时，那他们的格局当然就大。所以，当不当得成大师，要看有没有和那些基本命题对话的时代际遇。从这个角度上说，当大师不仅靠能力，还要靠运气，看你的时代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好，回到欧阳修。你发现没有？他和胡适特别像，他也是陷入了大量的时代性的议题。
300年前，具体地说，就是公元755年，伟大的盛唐时代突然被安史之乱打断。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战乱、衰败和人心沦丧。等到宋朝再从晚唐五代的血泊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如何重建文明这个大问题，就摆在了欧阳修这代士大夫的面前。
我们今天看唐朝和宋朝，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欧阳修那一代人来说，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那是要跨越过去的一道鸿沟。很多五代乱世的问题，就是唐朝时候的各种因素造成的，所以要做断然的变革，比如重建伦理纲常；很多唐代已经过于成熟的东西，既然路已经走绝，所以要推陈出新，另辟蹊径，比如唐诗。但怎么断然变革、怎么推陈出新呢？又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欧阳修们去找到它。
所以你看欧阳修这辈子，可忙活了。
在文学赛道上，对浮华险怪的文风不满意，那就接过韩愈柳宗元的旗帜，搞古文运动；
在史学赛道上，对原来历史叙事不满意，那就推翻重写，搞出了《新唐书》《新五代史》；
在儒学赛道上，对此前的儒家经典的注解不满意，那就上书朝廷，要求重新修订。
还有吗？还有。欧阳修自己还开辟了几个小众赛道。比如金石学——就是研究青铜器、石刻碑文的学问。这门学问此前就没有，欧阳修算是奠基人。他的那本《集古录》就是开山之作。
你可能会奇怪，青铜器和石刻碑文是商周时期就有的，为啥到了宋代才有人研究啊？大体上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做学问的方法变了。宋代之前，做学问就是拿着经书，逐字逐句地搞注解啊，所谓“皓首穷经”嘛。有了经，再有传，然后有注，注还有疏，一层层地套娃套下去，都是搞纸面游戏。但是到了宋代，士大夫们开始转向对经典本义的追求。那就需要更古老的金石碑刻，作为一手的史料来佐证经典。你看，做学问的方法有了巨大的进步。
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拓片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成熟。我知道哪儿哪儿有个碑，某个青铜器上有些铭文，托人拓片复制回来，拿着这些纸我就可以搞研究了。研究成果，就可以像欧阳修写《集古录》一样，出版成书，大规模扩散了。所以你看，金石学可不是玩物丧志，它是唐宋文明发生大转折大跨越的一个体现。
再比如说，欧阳修还是谱牒学的开创人。什么是谱牒学？就是怎么修家谱的学问。
修家谱原本是贵族的事儿，但宋代之后，中国进入平民社会，家谱就成了强调宗族、孝道这些儒家理念的工具。一本家谱，就成了凝聚宗族、教化子弟的最好的教科书。欧阳修创立的家谱的编纂模式，叫“欧式族谱”，苏洵创立的，叫“苏式族谱”，各有千秋。后来又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各取所长，搞出来一种“欧苏式”，直到现在还被普遍采用。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学问。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欧阳修搞族谱，是用写国家历史的笔法写家族史。这就把贵族的那点藏着掖着的事儿，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这个功劳，堪比大禹。族谱学，其实也不是欧阳修兴之所至搞出来的一门学问，它是唐宋社会转型的一个表现。
黄晓丹写《九诗心》选了九个诗人，其中宋代有欧阳修，但是没有苏轼。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选择标准。这本书选择了九个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熟悉文学史的朋友一咂摸就知道，这九个人都是大转型时代的人物，他们一方面要一身承担巨大的时代撕裂感，另一方面又在兴致勃勃地探索新的文明样式。很多人的一代宗师的地位，其实就来自于这种独特的位置和独特的担当。
欧阳修就是典型的一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劲头：一切事物，我都可以、也应该用精神的力量重新塑造它一次。
举个很小的例子：贬谪诗。我们今天对这种文体已经很隔膜了，但是对于一个古代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题材。官场失意，这是要用诗句反复咏唱的。那贬谪诗，通常是个什么调调的呢？有愤恨的调调儿，比如元稹的“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也有自我安慰的调调儿，比如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普遍的是哀伤的调调儿，比如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不管哪个调调，统统是严肃的调调儿。
但是欧阳修在被贬的时候，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贬谪诗风格。1036年，仁宗景祐三年，欧阳修因为在景佑党争中，为好兄弟范仲淹说话，被贬为夷陵县令。夷陵是今天的宜昌，当年那可是蛮荒之地。但是你看欧阳修这一路上写的贬谪诗——
他到九江的时候，写了一首《琵琶亭》：“乐天曾谪此江边，已叹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当年白居易贬到这儿，就哭哭啼啼的了。我这罪过，我今天才知道，比他大多了，我还要再往西走三千里啊。你听听，把白居易比下去了，居然隐隐然还有点小得意。
还有这首：“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看着大好江山，我诗兴大发，要不是被贬了，我上哪儿能来这么好的地方？这个感觉熟悉吗？几十年后，苏轼以同样的模式思考贬谪，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我就是死在海南，我也没什么愤恨的。没有这一次被贬海南，我哪能有这么奇妙的一趟旅程？
你说，这是性格豁达吗？有这个成分。但是，读欧阳修的诗集，你能分明感觉到，他是有一种和旧传统掰腕子，我就是要随时随地开辟一个全新的、儒者的、昂扬的、欣喜的精神世界的自觉。
所以，我们再来回答那个问题：欧阳修为什么是一代宗师？不是靠具体哪部代表作，他是靠一种要赓续文明、扭转乾坤的愿力，一份要顶天立地、改天换日的担当，他才成为了那个时代很多题目的破题人。
不过，欧阳修的身上还有一个天大的悬疑：他作为一个大儒，一辈子都在反对佛教，排斥佛教；但是，就在1067年他离开开封之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号——“六一居士”。对，他突然以这种方式和佛教和解了。他是背叛了自己吗？这个大转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终极的问题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这个文史小常识：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请问，什么是“居士”？在家修行的佛教徒才叫居士嘛。那么欧阳修是佛教徒吗？
这就是个很尴尬的问题了。离开开封之前的欧阳修，不仅不是佛教徒，而且是儒家历史上著名的反对佛教的人。
我们今天觉得一个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既读儒家的书，也读佛家的书，既有士大夫朋友，也有佛门的朋友，比如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很正常。但是，在欧阳修之前，如果你自命是一个纯儒，你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佛教的。比如韩愈。韩愈那话说的，对付佛教，要“人其人”——让和尚尼姑全部还俗，让他们还做回个人；“火其书”——佛经全烧了；“庐其居”——把那些寺庙变成住宅。
欧阳修从小家里穷，在一个邻居家看到了韩愈的文集，就求人家送给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看得懂，但是就是觉得好，就是觉得可爱。你看，这就是缘分。后来欧阳修这一辈子都是韩愈的铁粉，包括在反对佛教这件事上。他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本论》，是儒家反对佛教的重要的文献。
那儒家为什么要反对佛教？你要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你也会反对。
第一，佛教来自印度，对吧？甭管是大辽还是西夏还是印度，对讲究“华夷之辩”的士大夫来说，那都叫蛮夷。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佛教要求人出家，不认父子，不结婚，这对儒家的伦理秩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儒家看来，这不就是无君无父吗？无君无父，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还有第三点，和尚尼姑不事耕作，这本来就是罪过，还引得那么多老百姓把钱大把往庙里送，这是国家财富的大黑洞。儒家士大夫也是看不惯。
但是，就在1067年欧阳修离开开封之后，事情就在起变化。到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也是欧阳修去世前两年，他突然给自己起了一个“六一居士”的号。有人问他，为啥叫“六一居士”啊？他说，嗨，不就是六个一嘛，藏书一万卷，各种金石拓片一千卷，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唉？这不才五个吗？欧阳修指指自己，这不还有一老头吗？凑齐六个一！
但是重点不是“六一”，而是后面两个字“居士”。欧阳修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佛教徒的称号。有一个记载是这么说的：欧阳修是听说富弼，这也是他在庆历新政时期的老战友，富弼开始信佛了。他就觉得富弼这么个大明白人，居然也信佛，自己也不妨了解一下。所以，晚年他就开始跟高僧交往，读《华严经》。没有读完就去世了。
为什么会这样？欧阳修可是一个反对佛教一辈子的大儒。司马光甚至说，“吕公著信佛教信得邪乎，欧阳修不信佛教又不信得很狂躁。咱都别这样行不行？”就这么个一提佛教就狂躁的人，居然晚年有和佛教和解的姿态，这是为什么？
《文明之旅》1044年讲《岳阳楼记》那一期，做过一个解释：简单说就是，儒家思想很丰富，但是有两个问题，儒家并不回答。第一个是宇宙论问题，在可观察的世界之外，宇宙是什么样的？儒家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人生论问题。儒家主要看人和人之间的秩序，也不太关注生死之外的事儿。“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但是你想，到了欧阳修这个年纪，身心痛苦与日俱增，对彼岸世界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人死之后，那边那个世界什么样？我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存在？这是人生最后的问题，也是此刻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答案的问题。儒家不回答，佛家可是要回答的。答案好不好另说，好歹有个答案不是？
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不展开。因为就在这一年，周敦颐50岁，正在邵州（今湖南邵东），修建学校。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画出来了那个《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儒家构建宇宙论的尝试。但是，周敦颐生前并没有公开它。没关系，同时期还有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到了南宋还有朱熹、陆九渊，一代代人都在试图完善儒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论。将来我们有机会谈宋明理学的时候，再聊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来看一眼，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欧阳修。他晚年，在儒家和佛家之间，犹疑了，软化了，也许还动摇了。
我要特别向这个犹疑、软化和动摇的欧阳修致敬。还记得前面我们给他的那个定位吗？他是大撕裂时代的承担者。他不仅用思想、行动和作品来承担这份时代的撕裂，他还用生命本身把这种大撕裂展示给我们看。
记得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有这么个情节：郭嵩阳，嵩阳铁剑，替李寻欢去决斗，结果被仇家杀死。但是他的尸体非常奇怪。嵩阳铁剑本来也是高手，他本来不该露那么多破绽，但是身上居然有26处剑伤。其实，这是他有意露的破绽，以便让李寻欢看出凶手武功的路数，方便李寻欢将来和他对敌。
其中有这么个细节，李寻欢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
“大步向泉水尽头处走了过去，只见一缕飞泉，自山巅倒挂而下，一泻百丈，矫若神龙。在这百丈飞泉中，竟孤零零地挂着一个人。这人就挂在离地面两三丈处，泉水一泻数十丈，到了这里，水力最猛，却也未能将这人冲下来。这人穿的仿佛是件黑色的衣服，衣服已被泉水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片黑色的碎布，随着水花四下飞激。 但这人还是直挺挺地挂在那里，动也不动。”
显然郭嵩阳是在临死之前，拼尽最后一分力气，把剑插到山石里，把自己的人挂上去的。他不能让自己的尸体消失，他要把自己挂在风中，还要让山泉冲刷得干干净净，让李寻欢看到一部用真实的伤痕写成的剑谱。
不知怎么的，想到欧阳修晚年在儒家和佛家之间的徘徊，我就想起了这个情节。他是用自己的生命的大破绽，给我们呈现了一道时代的大撕裂。
文明滚滚向前，不舍昼夜。文明也经常有这样的大跳跃、大拐弯。作为后人，我们其实是很难感知到这种变局的。但是好在，有屈原、杜甫、欧阳修、文天祥这样的人。他们让我们看到两个时代之间的缝隙的样子。
最后给你念一段黄晓丹《九诗心》里的题记吧。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话——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这一年，公元1067年，我们在开封城的门口送别欧阳修吧。他将把自己最后几年的生命，幻化成启明星，照亮时代的夜空。
我们下一年，公元1068年再见。
致敬
文明之旅1067年，望着欧阳修远去的背影，我还是想致敬他。给你读读我认为欧阳修真正的不朽之作吧，那篇《秋声赋》。比起《醉翁亭记》里头的春风得意，《秋声赋》里，满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苍凉。这正是一代宗师欧阳修的人生底色。所以，请你给我多两分钟的耐心，我给你全文读一遍。不长，只有505个字。
《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我真喜欢欧阳修的书童描述的那个时刻，我相信，那颗皎洁的星，是启明星。致敬欧阳修。
参考文献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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