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柯则域”规划了广州自来水，但此人是谁，长期以来无人知晓。笔者多年冥思，一朝猛醒，“柯则域”是英国皇家工程师查维克（Osbert Chadwick）的粤语翻译。1881-1882年，查维克受命考察香港，写成《香港卫生状况报告》，促成洁净局的成立。差不多同时，受华商何献墀邀请，他勘察广州，撰成《粤垣源源水局议》，建议将水源地选在西村增埗，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沿用这个规划，建成广州自来水厂。西村水厂至今仍为市民源源供水。
查维克（柯则域）的父亲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1848年英国《公共卫生法》倡议者、起草人，被誉为“现代公共卫生之父”。查德威克提出的“公共卫生”概念，历时半个世纪，以自来水厂建设的形式在广州落地。广州水厂从动议到建成，过程曲折，历时20多年，为研究公共卫生概念全球传播的机理提供了富启发性的案例。
广州西村增步水厂
《查维克报告》
香港史上有个里程碑式文件，即1882年《香港卫生状况报告》（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简称《查维克报告》。报告严厉批评香港的公共卫生状况，提醒港府改善供水、排污系统，次年促成洁净局（市政局前身）的诞生。1888年，大潭水库建成供水。
提出报告的英国皇家工程师，姓名为Osbert Chadwick，中文译名五花八门，以“查维克”为多。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志综述》、高马可《香港简史》作“查维克”，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称“柴维克”，鲁言《香港掌故》叫做“翟域”，韦尔许《香港史》中译本为“瞿域”。陈鏸勋《香港杂记》译作“察域”，从粤语发音来说最为接近。何献墀独出心裁，从名字Osbert中取一个英文字母O，按粤语发音译为“柯”，Chadwick译为“则域”，两者组成“柯则域”。笔者见到1882年4月《德臣西报》将他写作O.Chadwick，只要记住粤语“柯”读[]，那么将O.Chadwick译为“柯则域”，符合当时香港习惯，只是现代人较难理解。
《德臣西报》之“O.Chadwick”
《香港志综述大事记》1881年条目称：“英国派遣皇家工程师查维克到港，考察香港的公共卫生状况，查维克于翌年发表《查维克卫生调查报告书》，严厉批评香港的公共卫生情况。”1883年4月18日条目称：“港府宣布成立洁净局，负责监管和处理香港市政卫生事宜，是市政局的前身。”为缓和华人的批评，港府允许洁净局部分议员由民选产生，开了香港民选官员的先河。作为对《查维克报告》的落实，1887年香港立法局通过《公共卫生条例》，1888年建成大潭水库。
柯则域即查维克（1844-1913），1864年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加入皇家工兵部队，1873年辞职，注册为市政工程师。他受其父影响，长期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多年里担任殖民地部顾问工程师，主持了英属殖民地格林纳达、马耳他、毛里求斯、特立尼达、牙买加等地重要的给排水工程。1890年代，查维克为马耳他建成一系列大坝用于蓄水，这片水域被命名为“查维克湖”（Chadwick Lake）。
1881年，英国国务大臣任命查维克为“卫生专员”，到香港调查卫生状况。他于10月16日从英国出发，11月抵达香港。《孖剌西报》欢呼他的到来，说这位绅士不仅在专业方面具备良好的能力与经验，而且对香港来说是个陌生人，不受本地个人私见所影响。（1881年11月16日《士蔑西报》）
查维克聘请华人大律师伍廷芳充当翻译，四出调查，发现香港经常面临供水不足，而部分地区糟糕的卫生状况引致疾病频繁发生，很多华人居住在缺乏通风、供水的拥挤房屋当中。香港原有薄扶林水塘，不敷使用。1882年3月，柯则域提交《香港卫生状况报告》初稿，印刷中英两种文本，敦促港府采取措施改善香港糟糕的居住环境。报告建议港府“提供干净的供水、清洁的空气与采光，第一时间清除污物，净化水和空气”。（1882年3月30日《德臣西报》）
伍廷芳
这份报告促使港府于1883年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洁净局”（Sanitary Board）来管理公共卫生，1936年改组为市政局。自1888年起，洁净局绅（议员）由全体纳税人选举产生，这是香港局部“民主选举”的开始。1890年1月，查维克返回香港，检查《香港卫生状况报告》执行情况，补选为洁净局议员，3月被任命为行政局议员。1902年，柯则域再次回访香港，提出扩建大潭水库的建议，港府随后加以接纳。查维克终身未婚，1913年9月27日在苏格兰去世。（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66-67）
为何将Sanitary Board译为“洁净局”而非卫生局？当时“卫生”概念仍属道教、中医范畴，意为“养生”。1890年郑观应撰成《中外卫生要旨》，所述“卫生”仍是“养生”“治未病”之道，与现代“卫生”概念迥然不同。故而，《中外卫生要旨》是养生著作而非现代卫生著作，Sanitary Board也不会译为“卫生局”。
《查维克报告》
查德威克与英国《公共卫生法》
查维克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年出生于曼彻斯特，10岁随父母移居伦敦，担任哲学家边沁的助手，受其影响，查德威克长期关注济贫与社会改良事业。边泌认为，公共问题应按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原则处理。根据这一原则, 查德威克发现疾病与贫困有关, 可通过清理城市环境来阻止疾病的传播与蔓延, 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公共卫生思想。1832年起，他担任皇家济贫委员会委员，1834-1846年任该会秘书。1834 年，在查德威克主要设计、推动下，《济贫法修正案》颁布，他也由此崭露头角。在任期间，他对济贫工作提出了改革建议, 主张把全国分为若干个济贫区,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 每个委员会设立医务官。
据称，霍乱最早发生在印度, 约 1817年开始向外传播。英国于 1831年 10月 发现首例，1832年冬流行到整个不列颠群岛，当年英国因感染霍乱死亡的人数约 2.2万人。1848年英国再次发生霍乱瘟疫。霍乱的快速传播，主要原因则是城市住房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大量人口住在贫民窟，污水横流，垃圾如山，恶劣的居住环境使病菌容易滋生。1842年，查德威克发表《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瘟疫与卫生状况的关系, 指出“很明显存在的问题源自下水道、城市清理、洁净水等方面的不足”，认为传染病传播是由肮脏、拥挤、供水问题、缺少下水道、垃圾不及时处理等因素造成的, 建议通过管道供应清洁水用于生活, 修建下水道排除污水和厕所排泄物。该报告的发表，最终促使英国国会通过《1848年公共健康法案》。
在查德威克 1842年调查报告的影响下, 德国人佩滕科弗尔为慕尼黑设计了一套排污系统, 为防止霍乱流行做出了很大贡献, 并因此于 1859年被授于德国第一位卫生学教授之职。美国人沙特克在查德威克报告启发下于 1849年对马萨诸塞州进行了公共卫生调查, 开始了美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历史，随后美国开始设立卫生管理机构, 1889年成立了全国公共卫生署。（蒋浙安：《查德威克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立法及改革》，载2005年5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查德威克因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创始性贡献，被誉为“现代公共卫生之父”。1881年被派到香港的卫生专员查维克（柯则域），正是埃德温查德威克之子。
《粤垣源源水局议》
1882年2月，何献墀聘请柯则域到广州实地勘测，3月15日写成报告书，估计是由何献墀译为中文本《羊城源源水局议》，正文有41页之多。给这本小册子写序的，是何献墀的同乡族人何如铨。何如铨，字嗣农，南海县西樵镇新田南村人，何献墀小同乡，光绪元年举人，著名学术教育机构学海堂学长，纂修水利著作《重辑桑园围志》，为当时有名的绅士。何如铨盛赞这一计划“省民力、蠲夙疾、洒炎灾、备旱潦，一举而四善备焉”。
何献墀
何献墀为本书撰写的《小引》称：“羊城，岭南一大都会也，闾阎扑地，屋宇连云，街巷纵横，沟渠密布，向无源泉流注，所食井水皆污秽渗漏之馀……更有甚者，城关居民烟户不下十万，贤愚杂处，不戒于火，即有焚如之虑……督抚宪关心民瘼，洞悉其害，已饬司道大员亲临白云山等处察看地势，拟引山水入城，作水局以分润四关庶户……不佞仰体大宪救民济世之心，爰作集腋成裘之举，特请英国人柯则域遍勘山川形势，详定水渠图注，翻译成书，并附鄙见于末，以备诸君子采择焉。”
何献墀商业搭档、广州森宝阁机器印书局老板陈兆祥（陈春畋）为此书写的《跋尾》言：“拟由增步开长源之水局，仿善法于洋人，始则柯君则域相其宜，继则麦子加林审其味。步香江之规矩，甚而能明；师上海之章程，变而尽利。”
踏勘水源并作供水规划的是柯则域，另有一位“麦加林”化验水质。“麦加林”即Hugh McCallum。据香港蓝皮书及遗嘱档案，麦加林1879年到港，担任香港政府化验师（Government Analyst）、香港国家医院药剂师兼化验师（Apothecary and Analyst），1883年起任洁净局秘书，1898年去世。麦加林负责化验水质，是十分有力的证据，证明“柯则域”=“查维克”。
何献墀谋划此事，似始于1881年冬，其时两广总督为张树声，他也觉得广州城厢内外用水不洁，初步打算从白云山引水入城，让司道官员进行勘察。出身淮系的张树声是洋务运动时期十分“趋新”的封疆大吏，何献墀创办华合电报公司连接省港电报，得到他实质性支持。在此之前，查维克正在勘察香港卫生状况。何献墀请柯则域踏勘广州水源地，规划自来水管网。自1850年代始，省港之间交通十分便捷，有多个公司开设轮船客运，乘坐省港夜轮，晚上登船次晨即达，故查维克能兼顾两边的工作。因李鸿章丁忧，农历三月初二日，清廷调张树声署直隶总督，以广东巡抚裕宽兼署两广总督。《粤垣源源水局议》出版于光绪八年（1882）农历四月，其时张树声已北上天津，裕宽主政，或许他对此没有太大兴致，支持力度小，此议遂寝。
《粤垣源源水局议》
查维克广州自来水规划
广东官方曾将水源地目标放在白云山。查维克用他的专业眼光考察后，认为白云山泉水流量不够广州城用水所需，必须另选水源地。他以欧美人均用水量打折扣，估计广州每人每日夜用水10-15斗（每斗约六斤四两），城厢内外用水总量约1000万斗。
1882年2月26日、28日两天，查维克登白云山考察山泉水。经勘测，白云山景泰坑泉水一道，日径流量336722斗；景泰坑西北泉水两道，测得日径流量各20万斗；又一小溪得2万多斗。合计水量76万多斗。白云山能仁寺旁水流（柳如沙河溪），测得日径流量4万多斗，连濂泉山谷，水量只达14.5万斗。他的结论是，白云山泉水，若要供全程日常所需，“断断不足”，缺口甚大。若在白云山建筑水库储水，能储存多少水量难以预计。经实地勘测，查维克认为白云山并无合适地方可建筑水塘，加之白云山坟茔密布，难以保证水源干净。他又考虑过山上凿井的思路，觉得成本、收益难以确计。
查维克的研究结果是“非河水无足以供其数”。西江广州段即狭义的珠江（省河），北江支流从北往南在城西与之汇流，径流量甚大。查维克指出，河水虽有污染，关键在于澄清、过滤，伦敦自来水既可取之于泰晤士河，广州也可利用河水。由于广州人习惯将水烧开饮用，可省掉消毒、杀菌环节。经多次踏勘，他选中了北江下游、位于市郊西北的增埗河“硫磺坑”。“埗”是粤语“埠头”“码头”之意，许多作者经常将“埗”字简化作“步”。查维克将增埗硫磺坑取得的水样，请“香港英国倾验官”麦加林化验，证明过滤后比泰晤士河水质还好。
查维克进一步估算，认为水厂最初只需供水总量的四分之一，即250万斗，以后再逐步增加到1000万斗。他建议，在高处建一水塘，高度约130英尺，储存半日所需水量，保持水压，以便火灾发生时施救。水塘方案后来被水塔多代替。澄清、过滤之法，是用抽水机将河水抽入两个水塘，每个水塘容量250万斗，用12个小时加以沉淀，然后将上层清水转入滤水浅塘，通过细砂、石卵过滤，再进入密封水塘。还有更多细节，此处不表。查维克估算水厂及整个管网总投资为983850圆，可供50万人之用。
水厂示意地图
计划的搁置与重启
1890年秋冬，署广东布政使王之春发布招商兴办自来水的告示，内称：“上年据何崑山倡议举办，□意可嘉，奈其人非众望所孚，议遂中梗。督宪下车时，即询及此，仰见关心民瘼之至意。”（1890年11月24日《申报》）此前，有些历史教科书曾说何献墀的广州自来水计划因被指破坏风水而搁置，如今看来，王之春的说法更为权威而合理。何献墀采取的是民间集资之法，但他在广州威望不够，集资不成。“督宪下车”，指两广总督李瀚章于1889年冬上任。
何献墀希望让广州绅商集资共同兴建，但他长期谋生于澳洲以及香港地区，广州人脉不广，缺乏号召力，也即王之春所说“非众望所孚”。广州绅商有十分强大的传统势力，其领袖人物为西关“文澜书院”绅士，多为十三行行商后代：天宝行梁经国的后代梁肇煌、梁纶枢；“世界首富”怡和行后代伍崇晖；另一领袖马仪清，翰林院编修，广东肇庆人，也出自行商家族，潘仕成姻亲。探花李文田丁母忧回乡，寓居西关，以翰林学士之尊，也受到“西关大绅”排挤。（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第399页）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自来水厂属于城市公用事业，理应由市政当局投资建设，但当时却并没有这个共识。即使有这个共识，也没有一个正规的市政管理机构出面投资。广州市政由南海、番禺两个知县分管，两“首县”的主要职责是催收钱粮、维持治安、审理案件、主持或协助办理科举考试事宜，执行督抚、司道、知府交办的任务，终日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县衙门也没有专项预算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南海、番禺两县分治一城，谁都不想出头。自来水厂投资规模甚大，在财政高度紧张时期，当局在短期内筹不出大笔资金。
观音山水塔
何献墀、柯则域（查维克）建设西村水厂的计划被搁置了23年。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重拾“源源水局”计划，采用官商合办形式，在柯则域选定的增埗河畔筹建广州自来水厂，此地距广雅书院约1公里。此时，省政府的收入来源已大大扩张。历经1894年、1900年两次鼠疫流行，绅商、市民的观念有了较大改变。起源于1848年英国的“公共卫生”概念，到1905年以增埗水厂的方式在广州落地，传播的“时滞”很长。公共卫生概念全球传播的脚步充满曲折，革新、变化往往由事件（瘟疫等）所促成。社会“进步”经常建立在民众付出沉重代价基础上。若付出沉重代价仍无改进，则牺牲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