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这段历史，将领与政要的运筹帷幄固然重要，而民间的自发抗争更显珍贵。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或许无法改变战局，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坚守让民族在危难时刻挺直脊梁。然而，经历战乱、动荡与时代变迁，个体的记忆往往最先散佚——他们的账本被焚毁，家书被遗失，故事被遗忘。
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普通人的抗战”专题，我们将见证一位银行经理在日军轰炸间隙写就的150万字日记终得出版，一组穿越封锁线的家书在辗转大半个中国后入藏上海市档案馆，一段家族抗战的记忆在子孙后代的追问与记录中延续。
让我们从鲁南王氏的故事开始——这个曾经颇具影响力的乡绅家族，如何在抗战中毁家纾难，将全部家产与二十余位族人送上战场。口述人王志民，为故事主人公王厚甫之子，生于1930年，曾经就读于鲁南抗日干部子弟小学、中学，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华东野战军军需部门工作，解放后担任乡村教师、公社会计。
（一）我的家世和父亲的早年经历
我的童年记忆基本上是从抗战开始的， 抗战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庭，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说抗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叫王志民，生于1930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我父亲叫王厚甫（原名兆敦），母亲的娘家姓李，嫁过来后取名王李苹，我是第四个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王厚甫与王李苹，摄于1950年代初，此时王厚甫担任浙江省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
按照家谱，我们这一辈男孩是“臣”字辈，女孩是“云”字辈，我父亲从北京上学回来后，觉得“臣”字太封建了，就给我们改成“民”字辈，我大哥叫一民，二哥出生于1924年，正好赶上孙中山先生提出“扶助农工”的政策，就叫了“扶民”。我的其他弟弟们叫惠民、新民、战民、济民、军民、爱民、利民、安民，都是希望为国家、为老百姓做贡献的意思，反映了我父亲和叔叔的志向追求。
我们王家本来住在临沂城附近，我们这一支是嘉庆年间搬到沙埠的。到沙埠后，老祖宗生了四个儿子，我们是老二，大约是闹捻军的时候，我的老太爷组织大家自卫，我们这一支成了世袭大围主（村里有围墙）；东院的三老太爷王荣春更有能耐，在临沂城里当了沂州府衙的师爷，他们家在府衙旁边考棚街有个小楼，前几年政府按老照片又给重建了，简直一模一样，就是比以前高了一点。到了我爷爷这一代的时候，东院老三家已经有6000亩地，我们家大概也有五六百亩地，加上其他姓王的，至少有七八千亩地，还盖了四层的堂楼，那时候算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地主了。另外，我们家还经营钱庄、布坊，商号叫“义和兴”，银票一直能用到东海边。
我父亲读书很厉害，王炳南（王荣春之子）发现他是个人才，就使劲出钱培养他，因为他八岁就死了父亲，无依无靠嘛！按照咱们县志记载，他是191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我父亲在北京上学正好赶上五四运动，他是积极分子，被北洋军阀关进去很长时间（整理者注：五四期间北京被捕的学生很快都释放，王厚甫应该是五四运动后又参加了左翼组织而被捕，这些人受到的惩罚比较严重），还发了电文通报给临沂县政府。我奶奶就这一个儿子，受不了这个刺激，就谎称病危，让长工把他叫回来，这时候王炳南也怕被牵连，不愿意再资助他了，我父亲大学没有毕业就回老家了。
我父亲回来并没有闲着，他干了几件大事：一是办新学，王炳南是理事长、他是校长，不论男女都让来上学，交不起学费，也让你免费上，任庆坤（曾担任县农机局局长）见了面经常说，我这养老金都是大叔给我的，那时候我娘非让我下地干活，是我大叔又把我领回学堂的；二是号召周围地主减租减息，过年的时候还给穷人发救济，一家子一袋子麦子之类的东西；三是移风易俗，他领头把村里的娘娘庙给砸了，还带着学校学生宣传放脚、收缴烟枪、剪辫子（整理者注：这总体上与北大梁漱溟教授等发起的“乡建”同一思路，或许王厚甫在北京求学时，深受他们的影响）。
另外，咱们鲁南土匪很多，那时候都说“神山到磨山，马贼万千”，年轻人没有出路就去“创马贼”，有一年土匪杀进围墙，看到我弟弟惠民穿的衣服好，就把他绑走了，还有一次把我石姑（出嫁后婆家姓石）拉走了，我父亲找了好多人去说情，才赎回来。我父亲和王炳南组织民防团来对抗这些马贼，修了石围墙，还挖了壕沟，出钱买了钢炮、盒子枪，王炳南还是“联庄会”的会长。
抗战前我们家一共有二十多人，吃饭时坐三桌，男劳力（成人）一桌、女眷一桌、小孩一桌，另外佣人做活的也坐一桌。男劳力在在客厅正屋吃，他们吃得好一些，我们这些人顿顿可以保证有咸鱼、鸡蛋、豆腐，但不能保证天天吃肉，我爱吃咸鱼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其实，那时候的地主也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富，我大叔在南京上大学，我二叔和大哥在临沂上省立五中，家里花销也很大，我大哥一天就要花一个银元，富余的钱也并不多。
（二）点燃鲁南抗日烽火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本还没有占领济南，我父亲和王献廷（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甫这些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开会，商量该怎么办，大家做出三个决定：成立“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发动群众抗日，绝对不当亡国奴；把家产和武器都拿出来，成立抗日武装；即使以后日寇占领了临沂、徐州，也绝对不逃跑，要打游击跟日本人拼到底。
据我所知，这个会议是地方爱国人士自发召集的，虽然里面有地下党员，但不是党组织召集的，你也能看出这些人的骨气，他们都有些钱、有文化，本来可以把家里东西都卖了跑到大后方的，他们选择了与家乡共存亡。
到了年底，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丁梦荪（郭建国后担任山东省政府代理主席，丁曾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但是二人因为得罪了康生，建国后仕途坎坷）来联系我父亲他们，丁梦荪带来指示说，不建议成立“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这个名字太大了，国民党专员公署不会同意的，最好叫“青年救国团”，第五战区司令部鼓励发动青年抗日，这样方便在他们旗号下做事。大概过了春节，临郯青年救国团就成立了，我父亲担任宣传委员（部长），救国团不到一年就发展到一万多人，从运河、陇海铁路到临沂城，都有救国团的分团。（《临沂文史资料第一辑》里面的唐毓光、韩去非文章《抗日战争初期的临郯青救团》，对这个过程有详细记载）
临郯青年救国团总部旧址
那些救国团干部就在咱们村一起训练，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人都有，我跟他们一起学会了青年团团歌。歌是这样唱的：“苍山浮着白云，沂河流着黄金。我们为了生存，下定了抗战的决心。我们活泼勇敢、朴实坚定，更有牺牲的精神。团结临郯的青年，大家一条心，一面抗战、一面学习，要肩负起建国的责任。不畏艰险、不避困难，临郯的青年！向前进！进！”（2022年3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对这首团歌的诞生经过也有详细报道）
1938年农历二月，日本开始进攻临沂，保卫临沂的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还有庞瘸子（庞炳勋）的四十军，日本那边也是名将，叫板垣征四郎。临沂城里的国民党伤兵伤亡太大了，伤兵一队一队地被抬着去陇海铁路，路过咱们村西门口，我父亲就组织救国团准备好水和吃的慰劳他们。他们撤退的时候，也路过咱们村，部队仍然整整齐齐的、纪律严明，骑兵一队白马、一队红马，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夜，然后往邳县那里继续走，我父亲又组织人做饭给他们吃，军官还给我们钱，我父亲哪能收？
临沂会战的时候，日本人还出动了飞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飞机。农历二月二十五，那天正好逢沙埠集，鬼子的飞机就来了，当场炸死了好多人，缪克胜拉着我从家里就往东湖（鲁南方言把田地称为“湖”）跑，现在想想你跑也来不及啊，飞机飞得那么快！日本人还炸了青年救国团和总动员委员会的办公室，幸亏炸弹落在院子里，没有炸死人，后来发现屋顶上被汉奸放了记号，把敌军飞机引过来的。
作家王鼎钧在《昨天的云》中，对这次大轰炸也有记载
等临沂被日本人占领后，国民党的统治就削弱了，这时候韩去非（建国后担任济南市委书记）、丁梦荪他们又来找我父亲，说现在可以成立抗日武装了，我记得韩去非个子不高，那时候天天在客厅跟父亲谈事。丁梦荪和韩去非老来找我父亲，还有一层原因，是想通过我父亲说服王炳南参加抗日，王炳南的钱最多，他如果支持抗日，那么武装人员经费就不是问题了，王炳南最终同意了，还让他的儿子和侄子王兆均、王兆坊、王兆堂也参加了抗日队伍。
1938年11月，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涌泉召开的，我记得我父亲还讲了话，因为有了之前“临郯青年救国团”的基础，一成立武装人员就将近一千人。薛浩（1940年牺牲）是团长，韩去非是政委，孙哲南（后任山东省总工会主席）是政治部主任，我父亲是后勤部主任，因为经费都是我们这几家子出的嘛，那时候要多少枪、多少粮食、多少钱，都是来找我父亲，从我父亲这里调拨。临郯独立团后来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再后来去了东北，跟其他部队合并成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又叫“万岁军”，钢八连、郯城战斗模范连、何万祥连都是过去临郯独立团的部队，现在这些番号都还保留着。
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成立地旧址
临郯独立团成立没有多久，薛浩和我父亲就带领一营和三营在卞庄小城东伏击了一次日军运输队，他们在公路两边设了埋伏，结果这次日军一次来了二十多辆运输车，还有很多兵押运，他们就集中打后面的几辆，结果打死了四个鬼子，缴获了一辆汽车，上面有机枪、子弹，我们家的那个军毯也是那次缴获的，现在都用了八十多年了。我们村的李念春就是这次伏击战牺牲的，他是我们村的第一个烈士，我记得1939年春节的时候，韩去非和我父亲还到他家去慰问。
这时候，国民政府山东第三区行署主任张里元和鲁南游击区办事处主任蔡少衡，从临沂撤出来也想占领郯马地区，因为这里都是大平原、又可以靠着沂河运河航运做买卖，比北部的沂蒙山区好多了。他们想把临郯独立团收编过来，蔡少衡请我父亲和韩去非去喝酒，我父亲知道这是鸿门宴，但还是去了，喝到一半，蔡少衡说蒋委员长刚刚提出来《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八路军的抗日武装不能独立存在，我父亲说，我们这队伍是老百姓的自卫武装，钱和武器也是老百姓出的，我们不能替老百姓做主，你们要谈联合抗日，我们欢迎，要收缴老百姓的抗日武装，一切免谈。最后酒席不欢而散，国民党最终也没有能在郯马立足。
《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关于临郯独立团成立及小城东伏击战的记载
韩去非、王子通所著《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成立前后》，临沂市政协编《临沂文史集粹 第一辑》，1997年版第232页，对韩去非、王厚甫等人参加国民党鸿门宴的记载
1939年秋天，王秉璋（1955年中将，建国后担任国防科委党委书记、七机部部长）带着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沙埠，也是住咱家，我记得他们队伍里头还有日本俘虏，教我们唱日本歌。东进支队来的时候，家里准备了很多全麦煎饼（那时候农村人都是吃红薯干、玉米煎饼，全麦煎饼是上等待客食物），但是这些人都是南方人，他们吃不惯煎饼。
刘汉黄等所著《罗荣桓元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对王秉璋部在沙埠村活动的记载
东进支队来了以后，跟着临郯独立团一起打败了郯城梁麻子（梁钟亭，伪县长）的维持会部队，解放了马头和郯城，这样临沂南部就都是根据地了。我父亲和我叔王寅生继续跟着东进支队往滨海（连云港、莒南、日照一带）打，又参与建立了滨海抗日根据地，1941年大扫荡后，临郯这边的根据地都丢失了，我们就到滨海投奔他们。
（三）扫荡劫难
这时候，我开始上抗日小学了，学校就在涌泉，我的老师中最喜欢的是傅贡三先生。我们学的第一课是：“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还有一首歌，唱的是：“秋风凉，树叶儿黄，战士杀敌在前方，我为战士缝棉装”，《义勇军进行曲》也是这时候学的。
但是好景不长，1940年后鬼子不断来扫荡，根据地越来越小。1941年农历三月扫荡，把鲁南三军区（司令员是贺健，建国后任沈阳军区顾问）堵在了沙埠，最后五连掩护军区机关撤退，连长和战士全部都牺牲了。最严重的是41年的八月十五大扫荡，这次日军从青岛、连云港、徐州三路围攻临沂，加上维持会有两万多人，咱们八路军才有六千多人。
他们夜里发动进攻，到天亮时就占领了沙埠北面的高地，把机枪和大炮对准涌泉（临沂抗日民主政府和鲁南军区机关所在地），八路军本来想往抱犊崮撤的，结果被日军断了后路，堵在沙埠、涌泉之间的干河道里，日本炮火猛烈，我们这边死了好几百人，家属和学生跑不动的全都被打死了，幸亏我八月十五前被我母亲叫回家，才捡回来一条命。
崔维志、唐秀娥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对这次反扫荡突围也有记载
八月十五大扫荡后，临郯根据地几乎全都没有了，咱们村的党员全被杀了，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还记得，他们是：李少亭、蒋洪明、蒋洪典、王景春、许庆荣、蒋洪喜。大姑父杨权（时任县长）的一家六口，二姑父沈德一的父亲（沈德一、沈汉三、沈林甫是兄弟，都参加了抗日）被鬼子抓到临沂城，强迫他们写信，让家里干革命的都回来，为皇军效劳。杨权的父亲被弄到水缸里，差点被淹死了，那么冷的天，我大姑顾不上那些封建翁媳伦理，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又找来火，给他烤身子，老头才活过来。
这里再说一下杨权，杨权也是大家门第出身，他们庄坞杨家有御赐牌坊，但是他们这一户是破落地主。杨权也是我父亲带着参加革命的，他工作能力强，很快就当了县长，解放后又当了哈尔滨锅炉厂（一五计划“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党委书记，后来又支援三线建设，是东风电机厂（央企东方电气前身）党委书记。杨权跟我大姑是包办婚姻，我大姑只有一只眼睛，杨权一表人才，他对这个婚姻很不满意，建国后没有多久他就跟我大姑离婚了，但是他还是不忘旧情，每个月给我大姑寄10块钱，一直到去世。
这时候抗日斗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坏事一个接一个。二叔兆昕在白彦战役中受了重伤，没多久兆坊叔（时任临沂参议会副参议长）在大炉一带死于反扫荡，那时候他才29岁。等抗战胜利后，他的尸骨被移到咱们家的林地里，政府正式给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我寅生叔主持的，傅伯达、沈汉三都讲了话。兆坊叔牺牲后，他的母亲想儿子想疯了，天天到我们家哭着要人，因为他是我父亲带着出去参加革命的。
王兆昕及夫人崔铭霞
（四）出走滨海
看到杨家、沈家都遭了难，我们留在家里的也怕日本人来报复，都躲到离家好几里地的一个大坑里，晚上长工偷偷来给送饭，我们在里面趴了接近半个月，直到鬼子结束扫荡才敢出来。一天晚上，姑父杨权带着武工队，突然出现在家里，他们奉上级命令护送我们去滨海根据地，并且让立即出发，当时我的侄女彦勤出生没有几天，堂弟军民和济民也很小，二爷爷、二奶奶年事已高，真是老的老、小的小。
我们第一天先走到沂河边的南营子，这个村有党组织安置的地下交通站，据说负责人就是杨权的亲戚、比较可靠，才安排我们住这里的，沂河两岸都有日军的哨岗，只能等天黑之后才能过河。过了沂河第二道关是穿越临郯公路，这是当时苏鲁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也是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分界线，戒备更森严，公路两旁都有铁丝网，还有三四米深的壕沟，日伪军巡逻队不时穿过，武工队趁着深夜，剪开了铁丝网，我们顺利穿过去。
这路上彦勤不住地哇哇哭，全家吓个半死，我嫂子就把她捂住嘴，结果过了临郯公路后看小孩不喘气了，过了好一阵才缓过来。济民睡得太死，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太紧张，他掉到红薯地里也没有感觉到，走了好几里才发现小孩丢了，又回去找，当地老百姓都跑光了、粮食没人收，地里的红薯秧子秋后还老厚，大家摸了好久才摸到孩子。总之，一路那个提心吊胆，到了根据地才把心放下来。
到了马陵山下的泉源，武工队把我们交给了大叔王寅生才回去，这时候大叔刚刚从抗大一分校毕业，被安排当泉源区的区长（或指导员），我父亲正在江苏东海作战，大叔又派人把我们送到东海，二婶子和济民则去投奔二叔。从此，我们这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各奔东西，一下子就分成好几处。
大约到了1942年春，我们随东进支队到了临沭马陵山一带，我父亲担任滨南行署（行署主任为谷牧）财政科科长，他从参加革命后就跟钱打交道，后来南下到嘉兴、杭州也是做财政银行工作。我也重新上小学，学校在细柳庄，由一位周姓的老乡照顾我，那时候我们抗战子弟一天发二斤粮食，还有糖和油，还发衣服和毛巾，虽然衣服质量不好，但是比家属待遇好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一天只配给半斤粮食，她需要纺线才能维持生计。
为什么我们抗战子弟待遇这么好呢？（查《临沭县志》，1943年临沭共有小学生5128人，其中“抗生” 192人，他们被单独管理）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当做革命干部后备力量培养的， 我们毕业后立即就可以参军或进机关分配工作，可惜我怕吃苦、不成器，老是逃避工作，最终没有走这条路。
到滨海根据地后不久，我大哥一民、二哥扶民都参加革命工作了，大嫂秦永芳、姐姐王云芳也在林月琴（罗荣桓夫人）的动员下参加了战地妇女和卫生工作，那时候我姐姐才14岁，平时体弱多病、长得还特别瘦，不到80斤，真是没有枪高，但是革命热情特别高。我的大哥担任沂东区指导员，他的工作是守护好沂沭河防线，我记得他腰间左边别着铁铲、右边别着盒子枪，带着民兵到交通线附近埋地雷，防止日伪军来偷袭。大哥还做过青年团工作，一次就动员500多人参军，受到师部的嘉奖。
前排右一为王云芳，此照片摄于淮河战役前，与即将上前线的战友合影留念
87岁的王志民与95岁的秦永芳重逢，2017年摄于金华市人民医院
在细柳庄，我的邻居还有沈瑞、沈蕙两个远亲，他们都是沈老（沈林甫）的女儿，我叫他们姐姐。沈瑞嫁给我的另一个亲戚李西夫，李西夫年龄虽然不大，但是我母亲的堂叔，我应该叫他姥爷，他建国后担任上海公安局的领导。沈蕙嫁给了当时的教导五旅政治部保卫科长宋献璋，宋献璋是四方面军的红小鬼，参加过长征，他经常给我们讲三过草地的故事，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踩着草墩走，不然掉到水里就爬不上来了。
宋献璋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经担任东海舰队副政委
沈瑞、沈蕙结婚也都很简单，随便摆一桌酒席庆祝一下就行了，她们跟我嫂子关系特别好，这三个人下乡做工作的时候，都是把我带上。因为那时候本地女人都不外出，你一个姑娘在外面走路，又是大脚板，一看就是外地来的革命干部，有被伪军抓住的危险，他们带上我呢，可以装是到外村走亲戚的一家人。所以，我在细柳庄的三年，除了上课就是陪他们下乡，记得一次下乡回来下了大雪，我们对本地也不是那么熟，差点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滨海根据地虽然形势比鲁南革命根据地好一些，但鬼子也经常来扫荡。1942年的大扫荡，父亲撤退时把我寄存在李姓的一个老乡家，他们走了一个月，我就哭了一个月，根本吃不下饭，他们家的大女儿，不断来安慰我说：小弟弟，等鬼子一走，你家人就来接你。所以，鬼子第二次来扫荡的时候，我发誓就是爬也要跟着爬走，正好我害了红眼病，夜里看不清路，跑反（方言，逃亡的意思）太苦了，带着我们跑的是独立营长铁瑛（后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还好这次日本扫荡时间不长，没多久我们就回来了。
临沭县政府距离我们也不远，我还记得大家投票选县长、村长，都是候选人背后放着豆子，老百姓用豆子投票，白涛（刘白涛，建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被选成临沭县县长。白涛这个人穿得土里土气，有次开会要他讲话，他的卫兵先到了，人高马大、腰里挎着手枪，大家以为这就是县长，都站起来起立鼓掌，结果后面来的这位其貌不扬的才是白涛，现在想想这是领导自我保卫的办法，那时候的大领导都穿得很朴素，生怕别人认出来。
（五）胜利返乡
进入1943年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一天天好转，年底郯城被解放，伪临沂保安大队长杨庭芸也反正，这样滨海和鲁南之间的交通线就被打通了。跟我同龄的四叔王兆增，独自一人从敌占区走过来，我四叔是家里唯一留在敌占区的人，他之所以没有走，主要是因为他的表兄赵XX是维持会的会长，日本人不敢动他。我们见面后，他告诉我赵XX被一群马贼绑走处死了。
后来，我到了浙江才听当事人讲，他是被我们这边的武工队化妆成马贼带走的，赵XX早年留学过日本，会一些日语，抗战初期曾经参加“临郯青年救国团”，后来投靠日军，有一种说法是他是我们派过去做卧底的，但是自从他当了维持会会长后，八路军抗日武装损失很大，被日军精准打击，他也失去我方的信任，最后被处死。无论如何，赵XX死后，再也没有人敢干维持会了，郯马一带基本都是八路军的天下了。
1945年8月，我在学校先是听到美国飞机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消息，接着日本宣布投降，大家那个高兴啊，行署举行了庆祝会，我们举着孙中山、列宁、斯大林的像游行，那时候还不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
没过多久，我就和母亲、四弟一起回到阔别四年的老家，到家后，我却一时高兴不起来，抗战前我们大家庭热热闹闹，现在都参加革命了，只剩下我们娘仨，冷清清的。最让让人伤心的是，我们家在抗日期间被毁得面目全非，先是党组织怕日本人在村上安据点，动员我们主动把家里的堂楼拆了，我们走后汉奸维持会又抄了我们的家，还给家的大门贴了封条，我们回来的时候，屋子里一件东西都没剩，院子里长满了草，土地也都被佃户给分了。到1949年建国前，我们家一共被抄过三次，第二次是1946年的国民党反攻，第三次是1947年土改，村里谁当家我们都不是好人，这么惨的家庭在沙埠也是找不出来第二户！
怎么评价抗战呢？抗战前，我们中国很落后，三个鬼子兵就占领一个乡，鬼子在层山设立据点，他们到店里喝酒，枪放在外面，老百姓都不敢动。但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战斗起来，打败了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战胜的日本人，提升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我们老师那时候说我们已经是世界四强了，跟美国、苏联、英国平起平坐，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抗战八年，我父亲、大叔、二叔，还是王炳南他们，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贡献给了抗日，真是一点私心都没有，可以说对得住国家、对得住社会了。如果好好捋一捋，早期临郯一带的抗日骨干，除了咱们家的人，就是与咱们家有亲戚关系的沈家、傅家和杨家这些人，另外都是我父亲的一些好朋友，这不是摆功劳，我父亲、我叔他们从来不提功劳，在农村封建社会基础上干革命，必须依靠裙带关系、社会，靠钱粮，不然你是搞不起来的。
抗战也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村庄和我的家庭。沙埠在抗战前是个宁静的、家族为单位的村庄，不管是大家族、还是小家族，一般都是由族长领导。抗战开始后，各种政治势力都渗透到村里，家族说话不算了，党派说了算，各派之间斗争也很激烈，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遗留了很多派系矛盾。抗战前我们家虽然有新思想，但总归是封建大家庭，抗战中大家都参加革命，建国后走向天南海北，等于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那么多人最后只把我和惠民留在家里，所以，抗战才真正解体了传统社会和家庭，当然土改是最后一击。
当然，抗战客观上帮助我们这个家庭走向重生，如果没有老一辈参加革命，我们家在土改中的结局可想而知，我所知道的那些大地主的结果都很差，幸存的后代在建国后也都讨不到老婆。虽然我们这个家庭以后遇到了很多冲击，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但是我父亲、我的两位叔叔选择了跟着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干革命，保全了我们的大家庭，让我们这个家族在天南海北延绵下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口人了，所以在时代变革面前，我们又算幸运儿。
【采访后记】
这是依据爷爷王志民的口述所完成的《爷爷那永远跨不过的巨流河》的第一部分，爷爷与王鼎钧、齐邦媛基本同龄，尤其跟王鼎钧是兰陵王氏同辈、同乡，他们这一代人前半生恰逢历史大动荡、大转折，经历的曲折磨难尤其多。因此，他们人生早年的回忆特别丰富，似乎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我认为这一代人有着跨不过的历史巨流河，我对历史学的兴趣以及研究问题的“历史感”，也都来自于爷爷的这些早年回忆。
今年是我们的全民族抗战胜利80周年。抗战爆发后，整个家族在我的曾祖父王厚甫及他的堂叔王炳南带领下，毁家纾难，不仅捐献了所有家产，还把全家所有的成年人和半成年人送上战场，可以说是为拯救民族危亡和捍卫家园竭尽全能。我们这个家庭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全民族抗战不屈不挠精神的一个缩影。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这个家庭中的抗日战士：王厚甫（兆敦）、王寅生（兆时）、王兆昕（战斗重伤）、王兆坊（牺牲）、王兆均、王兆堂、王一民、秦永芳、王扶民（牺牲于解放战争）和王云芳，以上列举的仅是家庭直系成员，加上旁系亲属，参加抗日的有二三十位之多。本文也算作是为历史口述人——我的爷爷王志民95周岁生日的一个礼物。亲属王建国、王建苹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