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闻”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系副主任李腾。
李腾教授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李腾：我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0-12世纪的拉丁西方，具体来说大致可分为三个领域。首先是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探究。在阅读了数百份多语种文献的基础上，我基本厘清了了这个概念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对20世纪中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哈斯金斯范式”进行了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传统认识。这个部分的主要成果就是我在《世界历史》和《史学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若干篇文章，以及我在2023年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社科青年项目“12世纪文艺复兴学术发展史研究”。其次是分析11—12世纪的政教之争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建构问题。我认为，在当时的帝国与教会之间存在着“竞争与模仿”的机制，而且在除了较为官方的文献之外，许多地方性历史书写当中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时人对秩序建构的理解。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我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我目前正在做的国社科一般项目“主教城市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秩序建构研究”。第三就是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探索知识流转与拉丁西方文化转型的深层动因。我可能是最早向国内学界介绍并反思“全球中世纪”这一概念的学者，我自己做了一些基于文本、图像、考古材料的实证性个案研究，希望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探究拉丁西方文明的转型问题。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李腾：我本科就读于山东省的聊城大学，这里是傅斯年和季羡林的故乡。我至今还能用标准的鲁西口音复述老师上课时向我们传授的“史学研究真谛”：“史学是史料学，史学本身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我少年时最想研究的是“中西交通史”，对陈寅恪、陈垣、向达、方豪等大家的著作迷得不行，总幻想着有一天“羡君独步成绝学”。后来考研因为英语没过复旦大学的自主划线，就调剂到了上海大学，跟随徐善伟老师学习欧洲中世纪史，研究兴趣的时间段和地区发生了偏移，转移到了10-12世纪的欧洲。2012年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论文主题是11-12世纪的圣神论与教会改革、救赎历史思想的关系。2017年毕业归国后，就一直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至今。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在我个人经历中，刚回国的那一年是最有挫折感的。文章写得很快，但投稿总是石沉大海。那时候曾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真的不行？我觉得很多从海外回来的青年学者，有时候的确还是不够成熟。即使我们接触了许多的新史料、新观点，但是如何将之以中文言简意赅、清晰流畅地表达出来，既能彰显新知、同时又能与既有知识框架相衔接，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在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徐善伟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引导我不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神学思想史的小圈子里，而要更多地从学术史和制度史角度进行探索。除了师长朋友的帮助与鼓励外，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坚持。我一直用的一个手机屏保就是“Nulla dies sine linea”，提醒自己每天都要阅读和写作。这种坚持以及对自己的锤炼和调整，都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李腾：现在的学术环境，的确是蛮“卷”的，这或许也是思想繁荣的某种特征。在时代的洪流和炼炉中，我们没法“板凳甘坐十年冷”，因为你光坐着不出活，三年就给你把板凳抽走了。但是，在一个相对竞争性较大的环境中，我觉得人也会比较有斗志，不太容易“躺平”。这倒不是非得和别人攀比，而是我觉得作为学者的一份职业尊严就是产生出新的理解、新的知识，以帮助自己和社会更好地理解过往和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未来。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有紧迫感，但不要太有焦灼感。不降志、不辱身，在研究上不追赶时髦，也不逃避真实的大问题。 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我在2019年曾经获得过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这也是我获得的第一项人才计划资助。此外，我在2019年和2023年两次获得国社科基金的资助，这些资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的研究。这些经费可以使我购买研究的图书，我的研究领域有许多经典著作和核心文献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虽然现在网络数据库已经十分发达，但还是有一些经典文献并没有完全数字化。另外，上海市的各项人才项目，包括“晨光学者”“曙光学者”以及“社科新人”等，不仅是对学者过往研究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后续发展的鞭策。而且，形成了“人才梯队”效应，使我们马不停蹄。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李腾：我这次申报的题目是“文明互鉴视野下拉丁西方文明的转型”，这个课题也是延续着我近年来的学术兴趣。在对“12世纪文艺复兴”学术史的研究过程中，我觉得西方学界的整体认识在理论视野上有三个缺陷亟待修正：其一是过度强调“希腊—罗马”文化的地位，内置了“欧洲中心论”思想；其二，以“古典思想回归”为主题的研究，弱化了异域思想的影响与拉丁西方自身的特性；其三，相关研究大多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缺少对欧洲内部文化传统差异以及文化版图变迁的探讨。在这个研究中，我希望探究这一时期拉丁西方文明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崩解、新思想体系的形成，呈现拉丁西方文化版图的特性及其与知识流转的关系。最后是结合14世纪以降的中西交通史，对“全球中世纪”概念加以批判性反思。我的理想是能够将扎实的实证研究与具有一定概括性的理论研究相结合，但我也深知这是一个大挑战。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那就努把力再逼自己一下，说不定能做出点东西来。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或是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李腾：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使我有了进一步挑战自己的动力和勇气。“社科新人”的评选过程十分严格，一切流程都是公平、公开的，和我一起参与评比的同仁们也都是在各个领域学有专精的中青年骨干。用中世纪的语境来说，获得“社科新人”相当于获得了一个重要“学术行会（共同体）”的认可。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凭什么就非得给你老李？因此，我觉得这个称号既是对我过去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的考验和挑战，还是要靠此后的产出，来看你是不是配得上这份荣誉。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李腾：在我所关注的中世纪盛期，那些伟大的城市，比如巴黎、列日、科隆、科尔多瓦等，之所以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观感召力，核心要素就是这些城市是知识生产的中心。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是深入挖掘、阐释和传播上海这座城市独特“历史根系”与“文化基因”的核心支撑。另外，用勒高夫的话来说，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公众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如同中世纪城市通过大教堂、市政厅等宏伟建筑、各种盛大仪式、编年史塑造自身形象，现代城市的软实力也需要强大且具有感染力的叙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有些能够展现出城市的风骨与韵味，让人感觉这样的想法和文字只有“海派文人”才会发现这些问题，写出这种味道。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李腾：在中世纪史的研究中，非常强调具体区域、城市的地方特性，强调“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合法性。虽然我本人并不从事上海地方史的研究，但也经常从熊月之、苏智良等前辈的研究中获得对中世纪城市分析的灵感。我近年来的主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中古德意志的“主教城市”，而城市文明的发达正是中世纪文明发展的重要维度。因此，理解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复兴和多种形式的城市构建，为我们理解上海在近代以来成为远东第一城市的发展路径，很有参考价值。我们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一直在推动“在上海发现世界历史”项目。将现在时兴的“citywalk”与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地位结合起来。中世纪盛期的整个拉丁西方就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典范，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个就是带点“地中海咸味”的“海派”。如果我们尝试探究不同时空背景下“门户城市”在文化融合、创新、适应方面的共性规律，或许还能进一步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及其世界史意义。
澎湃新闻：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与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的创新挑战？
李腾：AI最牛的地方就是能迅速处理海量的文献。首先说是翻译方面，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德语，乃至是抄本的图片，翻译速度比我快太多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方式使我们迅速获得了文本中的“信息”，也弱化了中世纪研究中“亲密阅读”的技能。比如拉丁的用词、语法的复杂程度或水平等等，其实这种语言描述方式本身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如果不能真正掌握和阅读原文本身，而只是看翻译出来的中文或者英文，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就是作为一个强大的辅助工具，GIS技术能呈现可视化的中世纪贸易路线、修道院网络以及教区或教省的管理结构，真的是一目了然！而且，一些比较专门的AI据说还能快速识别中古抄本、分析字体演变乃至辅助断代。整体而言，我觉得AI重构历史信息环境的技术，对我们中世纪的教学和研究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现在讲课PPT里的很多地图都是通过AI所绘制出来的，非常便于教学。
我们过去说外国史研究有三座大山、语言、文化与宗教，其中语言貌似是最难攀登的。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语言这座大山居然是首先被搬开的。虽然我还是强调阅读文本，但我认为中世纪史研究不能像古典学那般重视“语文学”，历史研究终归还是要更宏大一些，描绘出时代、制度、思想的流转演变来。但随着语言学习压力的弱化，学者们更要提出有价值的大问题加以探究，将AI作为拓展研究边界及其呈现方式的有力工具，并借此来反思历史知识生产的机制。简而言之，对学者来说，我们应当学会让AI服务于深化而非简化我们对复杂历史世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