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研究中，医学史研究长期在中西医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展开。该分析框架忽视了西医传入东亚后的在地化发展与东亚传统医学的历史嬗变。医学史研究该如何克服此局限，又该从哪些方面重新思考东亚传统医学的现代性适应？为回应该学术议题，2025年6月5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第21期“世界史学术圆桌”，邀请校内外专家与师生，在战争与现代性的棱镜下，探讨西医与东亚的深入互动、中医外科史，以及传统中医的战时定位，尝试解开东亚传统医疗的未知面向。
本文整理自“未知的东亚传统医疗：跨域发展与战争视野”学术圆桌。该圆桌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张勇安教授主持，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刘士永，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皮国立主讲。
张勇安教授首先对两位主讲嘉宾进行了简单介绍。刘士永教授深耕医疗史研究，在殖民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著作颇丰，大力推进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在医疗史研究方面的合作。皮国立教授在中国史、疾病史以及史学方法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嘉宾演讲结束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师生还围绕讲座主题和嘉宾演讲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
张勇安教授介绍嘉宾
刘士永教授
刘士永教授首先进行《蠡测东亚医学现代性的轨迹》的主题演讲。他指出现代医学往往被认为是“驱动不变”的中性名词，然而，在东亚现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朝鲜三地在医疗起步和疾病分类上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在传统医学的层面，刘士永发现，相较于印度、非洲等地区存在的内部差异性，东亚传统医学具有整体性的特征，通过“汉字圈”和“儒家知识圈”传递。这种高度的整体性造成了19世纪末东亚医学传统对现代医学的冲撞。现有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对史料外部性的解释，将科学材料“文化化”，这一方面降低了其中立性和客观性，凸显了医学家社会人格的特殊性，但也相对忽略了医学家在医学史中的自我身份认知。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陷，刘教授针对解剖学的东亚输入、东亚现代药学的应用和东亚三国的公共卫生建构展开案例研究，重塑东亚医学的现代性轨迹。
首先，解剖学的东亚输入的研究。刘士永教授发现，东亚三国（中国、日本和朝鲜）引入解剖学的时间相近，但解剖学唯独在日本产生了较大的启发性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江户儒学的发展使得日本汉医的古方派要求对古方进行实证考定；第二，江户社会 “四民”（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之辈）的阶级性与阶层分化，使四民之外的“贱民”和“浮浪者”只能从事刽子手等“肮脏”的工作，这成为江户社会“观脏”与“解剖”的基础。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和被执刑的“健康身体”，使江户时代的医生能够对西方医书中的脏器描绘进行对照观察，这也使得“观脏”有了现代医学的特征。1774年，日本正式出版了《解体新书》。
然而，同期的中国和朝鲜对解剖和观脏的态度却大有不同。在中国方面，首先，早年的骨骼绘图只在宫廷内部流传，科举考试对医学的忽视使其难以发展；其次，在中国儒医和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保留“全尸”具有重要伦理意义。因此，直到1920年，中国政府才开始立法保障解剖学的进行。作为“域外小中华”，朝鲜在“尊明攘夷”的气氛下将清末西学鄙视为“斯文乱贼”。因此，西方人体知识传入朝鲜后受到理学的极大排斥。此外，西方解剖学传入东亚后，与东亚汉医相结合，主要促成针灸术的科学化。针灸术开始依据解剖学所揭示的人体结构判断穴位的位置，并用西方解剖学解释东方身体。
刘教授的第二个案例是东亚现代药学的应用。刘士永从日本着眼，将其汉药发展总结为“民间药—汉方成药—科学汉方”三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药传入东亚。1886年，日本刊行的第一版《日本药局方》，开启了东亚药学的学科化。可是，此时传入东亚的“西药”是化学单方药，而东亚原有的“民间药”多为复方药。于是，这部几乎照抄《普鲁士皇家药处方》的《日本药局方》未给予汉方复方药任何空间，但民间并未因此改变用药习惯，民间药依然有广大受众。
日军医疗系统在民间复方药发展至“汉方成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甲午战争时期，行军散、紫云膏等汉药已属于日本陆军的常备药，奠定了汉药标准化的基础；日俄战争爆发后，陆军正式将“和汉成药”列入《日军药局方》，“汉方成药”正式形成。
汉方药的“科学化”和“法定化”推动“科学汉方”的形成。在科学化层面， 日本利用西医解读东方草本的“生药学”解读东亚传统的本草学，推动本草学中的药物进入药品坊，成为正式的医疗用品。在法定化层面，得益于1898年“大日本制药株式会社”的成立，汉方药逐渐被纳入常备药的生产范围，株式会社内部药物实验室的存在也促使汉方药被列入《日本药局方》。由此，科学汉方得以生成。
作为科学汉方的重要基础，生药学也传播至汉药的发源地——中国。刘士永介绍了日本生药学在中国的两条传输路径，一是留日医学生介绍日本对西洋药学的研究概况，并于1907年成立“中华药协会”；二是日本殖民势力渗透中国东北，通过成立 “满洲医科大学”培养大量生药学人才。
刘教授的第三项个案分析是东亚三国的公共卫生建构。刘教授指出，严重的社会危机或政治变革导致重大的公共卫生改革，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亦是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于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也反映出东亚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变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藉由中央集权体系下的机构和法制推动现代公共卫生制度建立，其公共卫生事业在细菌学的指导下开展。日本的细菌学研究源于“大和民族”神话构建中的问题，即“如果大和民族是一个可以代表集体日本人身体的看法，那他们对外界的病菌或疾病的反应是否具有共性？”。在日本细菌学的发展史中，东京帝国大学和日本医师会曾扮演重要角色。东京帝大因长期将细菌、霉菌、微生物等统称为“霉菌”，一度混淆了细菌和霉菌的差异；日本医师会则不满东京帝大的医阀跋扈，在1895年发行的《细菌学杂志》中将“细菌”确定为统一的汉字名词。然而，直到1921年，细菌学在帝大体系才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
相较于日本，中国在公共卫生建设之初更注重“检疫”，即“怎样阻止病菌进入中国境内”。中国社会普遍认为是细菌和环境交互作用产生的“毒素”导致生病，是故，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强调通过改善环境而遏制病毒。二战后，中国的检疫权得以收回，这虽于主权大有裨益，但孱弱的检疫能力其实无法激发检疫权收回所带来的检疫效力。此外，朝鲜半岛在大韩帝国（1897-1910）时期的医疗卫生改革则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在内务衙门中设置“卫生局”，负责一般的卫生行政与传染病预防，但成立之初的卫生局局长却长期由非医学出身的地理局长兼任。
刘士永教授最后总结，许多西方医学书籍将东亚的现代医学发展视为线性的，即西方医学进入东亚后对东亚医学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然而，东亚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是交织的，东亚医学同样对现代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刘教授还提示广大师生，不能一味从现代医学的视角看待医学史，而要做到对历史的“感同身受”；医学史学者必须懂得欣赏医学而非越俎代庖，并在学习历史中谦卑而不高谈阔论。
皮国立教授
皮国立教授随后发表《战争视阈下的中医外科史》的主题演讲。他指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医学界迅速动员，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尚未完善建置、群众的卫生知识薄弱、军医制度亦不健全，因此，传统中医获得“参战”的机会。中医界的参战首先表现为集结善款、抵制“仇货”等。上海中国医学院还组织了“义勇军”，另有中医蒋文芳倡议组织“救护队”支援前线。然而，中医在抗战伊始表现出的热情却遭到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一方面，一部分社会力量认为中医在治疗“疫疠之疾、饥饿劳役之伤”上的专长将对战争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存在“战争绝不是太极、八卦等‘国术’足以抵御的”等讥讽。
但皮国立强调这些批评并未阻止中医参与战争，中医也在参战过程中不断接受现代化的改进。他们成立具有现代性的救护团，学习现代的救伤技术，使得外科技术逐渐被引入传统中医学界。譬如冉雪峰在1936年成立了“湖北国医救护训练班”，并于两年后出版《新定伤科药方新释》，其中包括消毒、止血、止痛等外伤科知识，表现出中医的现代性观念转变。同期的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教授了防毒、救护等知识，并将西医的湖南公医院作为中医救护实习的场域。此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和杭州市中国医药学社都对中医开展了西医外伤救护技术的培训。
伴随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开始重视中医的救护作用。1937年淞沪战役后，焦易堂等人在南京设置“中医救护医院”以照顾伤员，并聘请国民党重要人物担任董事，还增聘医师(包括西医外科医师)、护士等。此外，中央国医馆还通令各省国医团体，广设训练和救护队。当时的社会舆论呼吁政府不要阻止中医展现医术，要尽快将中医纳入军医体系，但根据皮国立教授的研究，这些建议仅停留在呼吁层面，并未付诸实际，可见中医群体在战争初期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随着西医外科的局限性在治伤过程中逐渐显露，中医的境况随即转变。面对军人伤肢出现的“脓与疽”，当时西医外科疗法多用“切断术”处理，造成军人的残废。中医在外科发展史中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当时中医救护医院生产的“神效排脓生肌膏”“防腐(烂)软膏”“简易排脓散”等药品，均为治疗“脓与疽”的专业产品。此外，皮国立教授指出，中医也开始用科学或细菌学的方式解释化脓、坏死等现象（譬如金黄色葡萄球菌造成的伤口感染），中西医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相互取长补短。
国民政府组织的“国药种植”是中医在战时发挥作用的另一层切面。由于物资短缺，1940年国民政府军医学校在贵州安顺正式成立了药品研究所，从事中药种植、药圃设置、研究开发等工作，从而以中药代替西药。中药种植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抗战时期军医体系的发展亦有密切联系。皮教授举例，1942年4月，国民政府军医署为了药物自给自足，在重庆北碚近郊沙坪坝开辟四百余亩荒地，开设药苗种植场，遴选药学专家于达准担任厂长，除种植欧美药用植物外，并运用地道国产药材以替代西药。中药在这一时期的西医临床中亦有运用。战时西医所采用的国药，包括用马钱子(番木鳖)做成“士的年锭”，另有浸膏、浸膏散(加淀粉和乳糖即成)、酊剂和皮下注射剂等等，可见当时已有一部分国药被西医或军医院所采用。
皮国立教授在国药种植的基础上，针对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医药政策展开研究。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受制于经济封锁，物资短缺，医药资源极度匮乏，只能“就地取材”。由于华北、西北地区历史上就有不少地道中药材，抗日根据地形成“中药开源，西药节流”政策。这种“替代”和“应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应变能力，运用中药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宣传口号。
当时的中共高层亦展现出对中医和中药的积极态度。首先，中医被纳入政府认定的可信赖医疗技术。在反迷信、反巫神运动中，政府希望边区民众有病不请巫神，而是要请中医，毛泽东在1939年也指出：“要和中医老先生多来往来往，交交朋友。”其次，边区政府在团结一切力量的基础上开展卫生与群众运动，将中医药提升至与西医同等的地位，这是现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首次诞生，也是政府层面上首次肯定中西医结合的长处与必要性。
皮国立教授对陕甘宁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医药政策研究，弥补了中国台湾地区医学史研究的空白。长期以来，台湾学者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忽视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发展情况，对这一缺陷的填补有效地加强了两岸在史学研究上的沟通与交流。
最后，皮国立教授强调，“传统”中医如何在“现代”战争中立足的问题不应在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中缺席，“中医药有其主体性”的证明需要代代相承的努力。中医在九一八事变后逐渐融入现代医学体系，却陷入“非驴非马”论的批评，这是西方文明霸权的体现，日渐科学化的中医实际是中国“折衷”文化下的独特产物。皮国立教授亦提示在场师生，在研究近代东西方医学文明的交互时，不能仅停留在思想史的层面，而需要寻找传统医学转型的案例，方能真正看出东西方文明的调和、汇通与冲撞。
青年教师交流
来自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六位青年教师共同参与了交流讨论的环节，分享对主题演讲的感悟与启示。
朱虹副教授从自身研究的近代中国留日医学生群体出发，指出近代中国留日医学生在思想和价值观上依然未跳出“儒学”的框架，其看待西方医学的思想与当代医学史研究者存在偏差。然而，留日医学团体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极大贡献，对近代中国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历史功绩不应被忽视。
顾玥老师亦从其研究的明清时代妇女医疗卫生史出发，指出中医伤科和外科存在以“血”为核心的交集，但明清时期的“儒医”普遍强调对医疗典籍的研读，认为“损伤之症”算不上“学问”。于是，伤科医者在中医群体内部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顾玥老师关注中医的伤科医者在战争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郑彬彬副教授则从知识史的角度，关心近代西方医院、外科学发展对西方社科研究认识论与分析框架的关系。毕竟，英帝国在19世纪的扩张中，对于健康状况的系统性认知呈现出从医学到社会科学的运用。此外，郑老师还从中医在中国战场的参与出发，提出发散性的问题，即在欧洲战场中，欧洲人是如何将“西方医学”和殖民地（例如北非）的本土医学相嫁接，发挥“殖民医学”的作用。
孙毓斐老师表达了对“战争的另一面”的关注，军事医疗作为战争动员的一部分，战前国民政府的军医体系究竟是如何建立，又有何特点。此外，孙老师还提出要“脱离宏大的历史叙事”，注意商业利益对中医药种植事业是否有驱动作用，“补身、补脑”等商业宣传是否对中医保健类药物的销售产生积极影响。
叶鹏老师结合历史地理学和医疗史的内容，通过对日记史料的挖掘，关注中国乡土社会在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之际，对现代西医的接受程度，并认为这种接受程度在地理上必然存在东西部和城乡之间的差异。
林威杰老师的研究聚焦于国共关系史，他关注二战时期国民党监狱内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状况；此外，林老师亦关注到女性革命者在监狱内面临着比男性更为复杂严峻的健康和生存挑战。
刘士永教授借以上问题，首先探讨了西方医学进入东亚后产生的碰撞和变化。英国医者重视临床症状的统计，德国医者则致力于基础医学的实验研究，西医因而逐渐出现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分野。但是，二者亦存在交叠的范围。药物作为在临床和基础实验中都必须保持稳定性的变量，成为沟通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桥梁。由此，刘教授引出对药物合规性的讨论。不同于当代对药物进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二战前各国多以毒性高低区分药物，无毒和轻毒的药物都在临床中加以使用。最后，刘教授回应了孙毓斐老师对构建军医体系的关注，他表示国民政府的军医制度不同于日本，没有“军医官”和“医务兵”的区别——军医身份的核心是具备医师从业资格。因此，国民政府的军医制度更强调专业能力而非军事身份。
皮国立教授从中医和中药的科学化着眼。他指出，近代著名中医余岩曾主张用科学的方法解释中药的价值，也引发了民国初年中医外科方剂的改良。此外，皮教授介绍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医专科化趋势：反对中医照搬西医的科室分类，强调中医应具备将内科、外科等不同类型的疾病融合看诊的能力。最后，结合叶鹏老师对中国近代乡村医疗的研究，皮教授认为正因为乡村的现代医疗物资匮乏，中医和中药得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乡土社会的中医并非一成不变，1950年后，大量中医也开始学习西医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
会议的闭幕由朱虹副教授主持，她对此次圆桌会议的演讲内容和交流成果都表达了高度肯定。与会师生一致认为，本次会议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活动，有效地增进了对东亚医疗史的了解，医疗史和战争史的交叉研究也对师生在未来研究方法的选择给予了极大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