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的八月叛变：当植物推翻园艺师的统治

【编者按】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植物的驯化视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在夏末花园的“无政府状态”中，植物按照自己的命运疯长，早已推翻了园艺师的精心布局。这种失控恰恰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驯化从来都是双向的过程。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从植物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提出植物通过满足人类的欲望——甜美、美丽、陶醉和控制——成功地让人类为它们服务，传播它们的基因。从约翰查普曼的苹果园到荷兰的郁金香狂热，从大麻种植者到孟山都的科学家，所有人都在参与这场人类与植物欲望的协同演化之舞。本文摘自《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美]迈克尔波伦著，刘夙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7月版）尾声部分。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去花园了。到夏末，这地方又和往常一样，满是“无政府状态”的野蛮疯长和成熟果实，这架势像马上要把我那些花坛、藤架和小径构成的几何结构撑裂。菜豆的藤蔓已经完全爬到了向日葵顶上，用鼓胀的绿色和黄色豆荚给向日葵蒙上了一层帷幕。草坪现在已经无法修剪，南瓜藤在上面已经爬到了半途，大如比萨的瓜叶投下了一片片的暗影，让其下的莴苣看上去异常开心——不幸的是，蛞蝓也异常开心，正在瓜叶下荫凉的莙荙菜上大快朵颐。尚未收获的最后一批马铃薯的茎蔓也颓然倒在垄上，精疲力竭。

自打5月开始，短短几周内，花园就成了这样，绿色的喧嚣响彻其间。我在5月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布局种下了幼苗，现在这布局再也识别不出来了。原本那些新锄过的整洁行列，曾经暗示了我是这里的负责者，是首席园艺师，但现在这显然已经不成立了。当植物无忧无虑地按照植物的命运过活时，我的命令便被推翻了。在这命运的指导下，所有一年生植物都如饥似渴，只要时机来临，就会拼命伸向太阳，从邻居那里抢夺地盘，彼此防御，或相互剥削。它们让种子成熟，把它们的基因带向未来，并且都在争分夺秒，尽可能地利用霜冻之前越来越短的白昼时间。

在每年的生长季，我都会抽一些工夫，尽力让整个场面从表面看上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我拔除杂草，剪掉南瓜的蔓枝让莙荙菜可以呼吸，在菜豆要扼杀脆弱的邻居之前把它的藤蔓解开。但到8月末，我通常会放弃，让花园我行我素，只在晚夏的丰收期尽力去收获。尽管在5月让一切重新开始的人是我，但到夏末，花园中发生的事已经不再是我所做的了。我喜爱在春天牢牢掌控花园，为它赋予理智的秩序；同样，在8月将这秩序废弃，会给我一种醇厚的、几乎全为感官性的快乐。

但我还是来到这里，寻找一些东西。最终，我找到了它——一排“肯纳贝克”马铃薯。它们顶上的茎叶已经四仰八叉，死在地上。马铃薯的诸多美德之一，是可以整个冬天都留在地下，人们只在需要的时候采挖。在历史上，这对容易被兵寇劫掠的农民来说是大幸，因为地里的土豆很难被洗劫一空。

我认为，没有什么收获比马铃薯的收获更令人满意了。春天过后，铁锹第一次翻开黑色土壤的表层，色如斜纹棉布的土豆滚到新鲜的泥土上，我就喜欢这样的时刻。把这容易挖出的第一轮惊喜收集起来之后，你应该把铁锹放在一边（否则很容易把剩余的土豆磕伤）。剩下的工作要用手来完成，把你的手指用力插进肥得流油的土壤，在黑暗中四处感受那些不会认错的形状。要确定它们的身份，只用双手即可，无须借助眼睛。因为土豆摸上去总是比石头更凉，也更重，而且攥在手里时，总是有一种更舒服的贴合感。

这并不是说，任何土豆都能在形式上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两个土豆是相似的，它们大多都奇形怪状，是些不对称的玩意儿，因为不定会有什么样的石块和土壤与它们相邻，这对它们形状的影响不亚于任何按照基因字母执行的遗传指令。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为地底的土豆赋予如此阳光的太阳神形式，把它们切成半透明的薯片和富有几何感的薯条。然而比起作为它们生长环境的混沌一团的黑暗，明亮的土豆攥在手里，感觉就像形式在此成了肉身。

你的手指迟早会握住一个不小心被铁锹整齐切开的湿冷的土豆。它闪着湿润的白色光泽，散发最不食人间烟火气的人间芳香。这是春天新鲜土壤的气味，然而是一种被蒸馏或被改良过的新鲜土壤，仿佛野生、原始的风景被提炼在瓶里，成为一款“马铃薯香水”。你可以嗅到其中寒冷的、没有人类气息的土壤，但其中也有舒适的厨房，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马铃薯的气味在我们闻来就是舒适本身的气味，是像薯肉一样全然令人惬意的气味，是一种吸收起记忆和情感来像吸收味道一样容易的洁白。嗅闻一个生土豆，就等于正好站在家和野外之间的门槛上。

一旦我装满一篮土豆，我就会站在那里，思考花园的现状，还有它从5月那直截了当的行列和意图“变格”而来的令人生畏的壮丽。不管我什么时候听到或念到“花园”这个词，我总是会想象出一种远不如眼前所见这么野性的东西，可能因为在常见用法中，“花园”就是“荒野”的对立面。然而，园艺师并不至于笨到会相信这一点。他知道，他的花园篱栏、小径和珍爱的几何形式，都有着不牢靠的怀抱，抱在其中的即使不是任何字面意义上的荒野，也肯定是散发着明亮、浓烈光彩的野性，是在过着丰富多彩生活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这些生灵的基因，还有周边熙熙攘攘、所有东西都影响了其他所有东西的环境，都在做着深沉的脉动，于是众生便提出了如此众多意想不到、各显其能的答案作为回应。

那么，这究竟让我们这些园艺师——曾经竭力要利用这种野性的苹果籽约翰尼的后辈——身处何处？这个8月的下午，站在一座花园的甜蜜废墟中，拎着一篮沉甸甸的土豆，我想起了穿着咖啡袋衬衫的查普曼，想起了阿姆斯特丹疯狂的郁金香迷和大麻种植者，想起了穿着实验室大褂的孟山都科学家，于是不禁好奇，他们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人都曾在花园中冒险，在达尔文的那个不断扩大的人工选择花园中冒险，为的是把强大的人类驱动力与同样强大的植物驱动力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是欲望植物学的实践者。就事物的本质来说，这让他们成为查普曼一样或马铃薯一样的边缘人物，在野生和栽培、古老传承和新颖创造、酒神和太阳神的领域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两位主神之间永不结束的伟大会谈，为酒神式能量和太阳神式秩序的对话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正是这对话，成就了“夜之女王”郁金香的美丽，成就了“乔纳金”苹果的甘甜，成就了杂交大麻在人类大脑中引发的感知。

在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所有园艺师——其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地标定了自己的地界：有的人像苹果籽约翰尼，地界偏酒神式野性一侧（苹果籽约翰尼应该会喜爱现在的花园）；有的人像孟山都的科学家，正在努力实现令人满意的太阳神式控制（那些穿实验室大褂的人大概更喜欢生长季之初的花园，那时“灾殃”还未来袭）。还有一些人很难放到这个连续的谱系之中——比如说，你准备把正在照管养在密室中的水培克隆株的大麻种植者置于何处？那样的密室虽然是太阳神式的伟厦，却致力于追求酒神式的快乐。一个人不必偏向任何一方是件好事。

除了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蜜蜂的约翰查普曼，其他所有欲望植物学家在开展工作时，都抱着一种直白的、在我看来是狭隘的人文主义的态度。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驯化就是人对植物做的事，而非相反。荷兰那位叫阿德里安保的市民，拥有了世界上所有“永恒的奥古斯都”郁金香植株的11/12，或12/13，但他可能从未想过，那些郁金香在某种意义上也拥有他——他把一生中的大半时间都用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和自己的快乐。他在无意中参与引燃的郁金香狂热，对郁金香属植物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恩惠，可以说，它们笑到了最后。至少在荷兰市民因为郁金香而失去了财富之后，世界上郁金香的财富却越来越丰厚。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所有角色都是一部协同演化戏剧中的演员，是人类与植物欲望的舞蹈中的舞者。不管是参与这戏剧和舞蹈的植物还是人类，都不可能始终不变。我承认，对于推动植物改造自身，以便让我们听从它们命令的任何力量来说，“欲望”这个词的意蕴可能过于强烈，然而，我们自身的设计往往并不比植物的设计更一意孤行。每次我们想要最对称的花或者最长的薯条时，我们也一样会投下无意识的演化选票。无论是最甘甜者生存、最美丽者生存还是最能迷醉人者生存，都遵循着一种辩证的过程，一种人类的欲望和植物的所有可能性之间的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有责任，但既不需要意图，又不需要意识。

我止不住地回忆起约翰查普曼顺俄亥俄河漂流而下，在堆积如山的苹果籽侧旁打盹的画面——在这些种子里，正沉睡着苹果在美国的未来，那个将要到来的黄金时代。这个赤脚的怪人多少知道我们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我们似乎已经看不到的东西。我想，他明白我们在自然史之河上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虽然我个人认为，他说嫁接是一种“邪恶”是不对的，但是他的这一判断确实展现了一种本能的感觉——觉得野性是有必要的，多样性比单一耕作有价值。尽管查普曼可能不会同意，但是遗传工程很可能并不比嫁接更邪恶，虽然它也在对抗野性和多样性（只是激烈得多）。它也把赌注——一份非常大的赌注——押给太阳神式的“一”，而不是酒神式的“多”。

“新叶”标志着一次演化转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我们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不过，万一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效仿查普曼这个榜样，去拯救和种植各式各样的植物基因——野生的、无法申请专利的，甚至是看似无用的、明显丑陋的，以及纯古怪的。明年，在种“新叶”的地方，我打算种下许多不同品种的“老叶”。我不再种单独一种完美的马铃薯，而是在田里投下查普曼式的赌注。减少生命的丰富多样性，就像嫁接者、单一耕作者和遗传工程师做的那样，意味着减少演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降低未来向我们所有人的开放程度。动物学家E.O.威尔逊在谈到生物多样性时写道：“这是花了10亿年才演化出来的生命大集合。它吞食了风暴，把它们折叠进基因，又创造了这个创造我们的世界。它让世界维持着稳定。”在这种多样性之上冒险，就是在冒让世界停转的风险。

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并不在约翰查普曼的词汇表中，然而，对于那个夏天的下午，他在俄亥俄河之上随身携带的疯狂的苹果基因档案来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生物多样性是个很好的选择。关于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他的看法即使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离经叛道的。但我确信，他的观点中有一些有用的真理，即使没有说出来，也肯定体现在他的行动中。我特别想到了他那天组装独木舟的方式，是两个船体并排，在河上共同保持稳定。也许作为船舶结构的示范来看很可笑，但作为隐喻，它肯定适于航行。查普曼的这条船就是他的示范，邀请我们想象一个迥异的关于人与自然的故事，一个可以缩小二者之间距离的故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次开始看清楚人与自然是什么样子，知道虽然一切都将永远存在，但都有谁和什么在这条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