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的地理观：独国世界
战国时代，列国合纵连横、并立相争，诸子百家盛行，各自阐述自家思想，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与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同步，进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空间和时间是左右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空间观和时间观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观念。空间观的直接体现，在地理观念中；时间观的直接体现，在历史观念中。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构成了宇宙观的根本。
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日渐丰富，地理观念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禹贡》一书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可以称之为小九州地理观。这种地理观的范围大致局限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山海经》一书大大地扩充了当时中国人的地理想象范围，明确地提出了海内和海外的地理观，大陆在海内，此外还有更为广大的空间世界，即海外。
邹衍是战国末年人，他提出了大九州的学说。邹衍以为，天下共有八十一大州，中国不过是其中之一，叫作赤县神州。八十一州内各有九小州，《禹贡》所说的九州，是赤县神州内的九小州。八十一个大州的每州之外，都有小海环绕，人兽不能相互往来。整个八十一大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天地的边际就在那里。
邹衍的大九州之说，是基于《禹贡》九州说的扩张性推想，也受到《山海经》海内海外观念的影响，虽然被批评为“闳大不经”，却大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史书上说，邹衍在齐国已经被看重，他到魏国、赵国、燕国，都受到王公贵人的礼遇欢迎。他的学说也由此在战国各国大为流行，成为当时地理观念的主流。
秦统一天下，消灭了诸侯各国，天下只剩秦国一个国家。在当时秦人的眼里，不但远古以来王朝交替、列国并立的历史已经终结，目力所及，日月所照的地理世界也都成了秦国的领土。也就是说，新建的秦王朝成了天地之间唯一的国家，独国世界的地理观由此形成。
秦王朝的这种独国世界地理观的边界，在秦始皇巡游天下留下的石刻文中，有清楚的表现。琅琊台石刻文写道：“皇帝之德，存定四级。……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四极，就是东南西北四方的尽头；六合，四方加上下，就是天地之间、四方之内，概括了当时的空间世界。
天地之间，在琅琊刻石文中也写作“普天之下”。“日月所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世界、整个地球。四方之内，是秦人地理眼界的极限，在琅琊石刻文中具体有所指。西方的尽头在西北的沙漠地区；南方的尽头在南越地区；东方的尽头在东方的海上；北方的尽头在长城以内。秦王朝的这种地理边界的认识，大致与秦统一后直接统治的地域，也就是单一郡县制的地域相称，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条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秦统一天下后，并没有接受邹衍的大九州说，也没有受到《山海经》的影响，而是回到了《禹贡》的小九州说，将天下四方理解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从而，在芝罘石刻文中，直接将“四极”“天下”与“宇县”并举，表示地理的边际。按照《史记集解》的解释，“宇县”的宇，就是四方，县，当为赤县。宇县，就是神州赤县。
《禹贡》的小九州说是一个有限的地理世界，以天子所在的王城为中心，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文化地理秩序，称为“五服”。王城周围地区，称甸服，在天子的直接统治之下；甸服之外的地区，是侯服，为王所分封的诸侯国所在；侯服之外的地区，是绥服，属于被征服的地区；绥服之外，是要服，属于接受管制的地区；要服之外的地区，是荒服，属于不受管制的地区，是文明世界的边际。分属于五服的不同国家和人民，按照不同的方式向天子缴纳不同的贡赋，尽不同的义务。非常清楚，《禹贡》的小九州说是与封建制配套并行的地理和政治文化观念。
然而，在秦王朝的诏令和刻石文中，对《禹贡》所表达的五服秩序观念采取了一种完全否认的立场。秦统一天下的当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大臣在针对秦王政要求重新议定秦王称号的回答中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虽然接受了《禹贡》小九州的地理观，却抛弃了其中的文化内涵。
概括而言，秦王朝的独国世界地理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葩地理观。这一观念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秦王朝，秦王朝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秦始皇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今天看来，这种地理观是一种盲目自大的观念。它不但从邹衍的大九州、《山海经》的海内外倒退到《禹贡》的小九州，也将《禹贡》小九州说中的远近分层秩序抛弃，完全对应了秦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单一郡县制狭小世界。正如所有的盲目自大都必须以自我封闭为条件一样，秦王朝为了支撑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极端自信，采取了自我封闭、否认外部世界存在的认识方式，闭着眼睛自言自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对待匈奴，秦军一时击退匈奴后，匈奴向西向东扩展，广泛接触不同文明，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匈奴帝国。而秦王朝呢，为了维持独国世界的自信，无法承认眼前的现状，只有用修建长城、关闭边境的方式自我封闭。依循这种地理观，秦王朝不但完全丧失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空间，也终止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在独国的封闭世界中，以狂妄自大的极端行为，走向了速亡。
秦王朝的历史观：历史终焉
邹衍的学说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大九州的地理观，一是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阴阳的观念，也就是阴和阳两种因子对立转化的观念，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周易》的“--”（阴爻）、“—”（阳爻），正是表现阴阳观念的符号。到了春秋时代，阴阳思想已经普遍流行，不但直接关系到日月山川之自然界、饮食男女之人间社会，也开始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
五行的观念，也就是将宇宙万物的构造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组合。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其清楚成型的时代在春秋时期。当时，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念，已经与地理之五方、颜色之五色、味道之五味、五方之神灵联系起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说法也开始出现。
到了战国时代，邹衍将阴阳和五行两种观念连接起来，引入人类历史中，提出了“五德终始”的历史观。邹衍认为，历史是一个王朝循环的过程，每一个王朝都与金木水火土所规定的一种“德”相匹配，不仅要遵循这种“德”的种种相应规定，也将接受这种“德”所带来的命运。这种命运被称为“德运”，依循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也就是五行相克的原理，周而复始地循环。邹衍将这种理论套用到历史中说，黄帝的时代与“土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黄色；夏禹的时代与“木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青色；商汤的时代与“金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白色；周文王的时代与“火德”相匹配，对应的颜色是红色。他们都遵循五行相克的原理，经历兴盛衰败后，取代上一个败者，又被下一个胜者所取代。
邹衍活动在关东六国，没有到过秦国。不过，邹衍的学说是流传到了秦国的。吕不韦出任秦国相国，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其中的《有始览应同》篇留下了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可信内容。上述不同的德运依循五行相克从黄帝转移到周文王的概述，就是根据《有始览应同》篇的文字写成的。
吕不韦与秦始皇执政风格迥异，施政理念不同。《吕氏春秋》是在道家思想的统筹下博采诸子百家学说的汇编。秦始皇醉心于法家思想，最爱读的是《韩非子》。考察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的历史，完全看不到邹衍大九州学说的影子，也见不到五德终始说的踪迹。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秦王朝的地理观是天下一国的独国世界观，是基于《禹贡》小九州说再加以自我封闭而形成的。秦王朝的历史观是王朝循环从此结束的历史终焉论，与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格格不入。
秦王朝的历史观如同秦王朝的地理观一样，最可见于秦王朝的诏令和石刻文中。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秦统一天下的当年，秦国君臣曾经就皇帝称号的采用展开慎重的议论，《史记秦始皇本纪》留下了部分文字，史称“议皇帝号诏”。这份诏令首先以秦王令的形式，命令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百官讨论统一天下后秦王应当采用何种相应的称号。令文首先回顾了消灭六国的过程，然后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这段话的意思是，寡人以微渺的身躯，兴义兵诛灭暴乱，有赖于祖先宗庙的神灵，六国君王都服罪降灭，天下得以统一安定。如此局势之下，如果不变更秦王的名号，就不能与成就的功业相匹配，不能传诸后世。请议论“帝号”。帝，本是神灵的称号，如上帝、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此外，也作为古代圣王的称号，如黄帝、炎帝、五帝。在秦国的历史上，秦始皇的曾曾祖父秦昭王曾经与齐湣王并称“西帝”和“东帝”，将帝号凌驾于王号之上，要求韩王和魏王前来朝见。不过，由于六国相争局势的变化，秦齐两国很快就放弃了帝号。此时此刻，秦王政回忆起先王一时光荣伟大的历史，想要得到与伟大的功业相称的称号。
召集博士会同百官廷议的结果，由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上书回答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建议采用古来的“泰皇”称号。天皇、地皇、泰皇，是古来三位神王的称号：天皇，是统治天上世界的神王；地皇，是统治地上世界的神王；泰皇，是统治人间世界的神王。秦王政回复说：去掉泰皇的“泰”，保留“皇”字，采用帝号的“帝”，定新的称号为“皇帝”。皇帝的称号，由此诞生。
由皇帝称号的制定可以看出，在以秦始皇为是为尊的秦王朝的观念中，皇帝的皇，超越天皇、地皇和泰皇，是统治天上、地下和人间的绝对神王，皇帝的帝，超越古来圣王的五帝，是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圣王。这不但古来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从而，秦王政在诏令中否定了太古以来有称号而没有谥号、中古以来有称号也有谥号的传统，宣布废除君王死后制定谥号的做法，进而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前面已经谈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在德运主导下的王朝循环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远古以来至今，王朝不断地交替更换，每一个王朝都在五种德运中占据一种，都是历史的存在。这种王朝循环的历史今后也将持续，循环到永远。然而，从秦王朝制定皇帝称号的诏令中可以看出，秦王朝认为，古来的神王、圣王已经被超越，王朝循环的历史至此已经终结，皇帝统治下的秦王朝将永世长存。新的历史由第一代的始皇帝开创，然后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传承到万世皇帝，永远永远。
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德运主导下的王朝循环中，每一个王朝都有其存在的地位和意义。每一个王朝都有由盛而衰的过程。每一王朝兴起之初，都有承受新的德运、取代旧的德运的圣王出现，如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王等。然而，秦王朝的历史观对古代圣王持一种彻底否认的看法。《琅琊石刻》文说：“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意思是，古来的五帝三王，教化不统一，法律不一致，假借鬼神的威力欺瞒远方，所以不能长久。在五德终始说中，古代的圣王代表了德运主导下的王朝循环历史的不同阶段，秦王朝将古代的圣王一概否定，不但是否定了王朝循环的历史，更将王朝循环的历史终结了。秦王朝的这种历史观，可以称之为历史终焉观，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没有循环的永恒时期，超越三皇五帝的皇帝，将代代传承下去。
秦用水德说，是不可信的历史故事
我整理秦王朝的地理观和历史观，注意到秦王朝既没有采用邹衍的大九州地理说，也没有采用他的五德终始历史循环说，而是与之相反，接受《禹贡》的小九州说而加以自我封闭，成就一种天下一国的独国世界观，一种王朝循环已经结束的历史终焉观。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却明白无误地写道，秦王朝建立以后，采用五德终始之说，将秦的德运定为水德。这段文字见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夹在决定皇帝称号的廷议诏令与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的廷议诏令之间，全文如下：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这段话是说：
秦始皇推演五德终始的传递，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周朝，依循的是水德克火德的顺序。所以，如今是水德的开始，依从水德的规定，更改年历岁首，朝贺仪式都在十月初一举行。衣服、旌节、旗帜，都用黑色。数字以六为法度，符印、礼帽都用六寸，车用六尺，六尺为一步，乘舆用六匹马。将（黄）河的名字更改为德水，作为水德的开始。行政则刚硬暴戾，事情都用法律断定，刻薄而不讲仁慈恩义，由此合于水德的规定。于是严酷执法，受刑者长久服刑而不赦免。
因为这一段记事，秦用水德的事情被认为是信史而流传至今。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学界已经就此提出疑问，并做出新的研究。栗原朋信先生撰写了《秦水德说批判》（『秦水徳説の批判』）一文，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的文字资料两方面做了论证，有力地质疑了秦用水德说的历史。2022年，陈侃理先生在栗原朋信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入中国史学界，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我曾经提出，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是一个3＋N的世界：史真，也就是往事，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史料，也就是往事遗留信息的载体，是历史学的第二世界；史著，也就是史家依据史料推想史真所编撰的著作，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基于史著的延伸编撰，都是历史学的N的世界。《史记》是史著，其中的《秦始皇本纪》是历史学家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史料推想他所没有经验过的秦朝历史编撰而成的。司马迁在编撰《秦始皇本纪》时，主要使用了四种史料：一是秦朝政府编撰的系列史料，二是王侯世系史料，三是诏令奏疏和石刻文，四是历史故事。四种史料中，前三种比较可信，第四种可信度低，需要做鉴定。秦王朝历史中的种种问题，根子都在历史故事中。比如焚书坑儒就是一桩真假参半的历史，焚书的事情依据秦朝的法令写成，是可信的历史，坑儒的事情依据历史故事编成，是一桩多重伪造的历史。
同样的道理，秦朝制定皇帝称号、废封建行郡县的历史，都是依据法令写成的，是可信的历史。而插入其间的秦朝采用水德的文字，从文体上看，不是法令而是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到“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主人公是秦始皇本人，说他亲自推演五德终始说，确定秦当水德，并且采用了水德的种种规定云云；第二段从“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一段历史评论，主人公是一位评论家，批评秦始皇采用水德说的恶果，用法苛暴，不讲仁义。
讲故事做评论，是流传于战国秦汉间的历史故事的常见形式。五德终始的推演，首先涉及年历的改定，是非常专门的课题，绝非秦始皇本人所能胜任。汉武帝时期决定德运，改定历法，动员了大批天文历法专家（包括司马迁在内）参与其事，就是一个可以参照的事例。毫无疑问，秦始皇推演五德终始的叙事不过是假托名人说故事，肯定不是历史事实。进而，逐一检讨这个故事的内容，也就是秦用水德说后的种种应对措施，没有一件能够得到证实。
自昭襄王以来，秦国的年历就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随着秦国统一天下推行到全国，并没有更改过。从大量的出土文物来看，秦国的器物广泛使用多种颜色，并没有专用黑色的遗留。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始皇陵兵马俑的服饰，它们出土时多色彩缤纷，所用颜色有大红、大绿、亮蓝、紫红、深棕等，非常亮丽。出土的始皇陵百戏俑则使用粉红、粉白、浅紫等，比较素淡。
出土文物中，没有六寸的符印，秦朝官印尺寸多是2.32.3厘米，也就是一寸见方。始皇陵车马坑出土的两辆铜车马，也就是皇帝的乘舆，都是四匹马拉车。车马也都是通体彩绘，使用最多的是蓝、绿、白三色。一号车车舆为长方形，舆宽78厘米，进深48.5厘米。二号车通长317厘米，通高106厘米，车厢宽78厘米。铜车马按照原大的二分之一铸成，将上述尺寸乘以2，再换成秦尺（1秦尺约为23厘米）的话，真大的一号车的尺寸是长6.8尺、宽4.2尺，真大的二号车的尺寸是长28尺、高9尺、宽6.8尺，与水德说的车用六尺并无必然关系。至于秦始皇改（黄）河之名为德水的说法，更是见不到实证。
因此，不管是从考古实物还是从文献解读来看，秦王朝既没有实行水德说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实行水德说的思想渊源。
秦用水德说，是汉朝人的反推
秦始皇推演五德终始、秦朝采用水德的事情，是不可信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是司马迁写入《秦始皇本纪》的。不过，这个故事不是他编造的，而是他从流传于世的战国秦汉历史故事中选用的。遗憾的是，这个故事的原型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选用出来的故事推断其来源。
我在《汉兴》中推断说，秦用水德说出于汉朝丞相张苍。
张苍是律历专家，通晓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之说。五德之运的推算，当从律历着手，正如推算人之命相，从生辰八字开始。张苍认为，刘邦军破秦入关、抵达霸上的时间，正好是十月。十月，是秦国的历法，也就是颛顼历新年开始的第一个月，这是吉兆，显示了汉将继承秦的天意，不可变更。他据此推算汉朝的国运，得出当是水德的结论。他又由汉当水德的结论，结合汉用秦历秦法秦制，全面继承秦朝的现实，反推出秦朝的国运也是水德的见解。
秦用水德说与张苍的事后反推密切相关，应当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对于张苍何时做出秦用水德的反推，则有不同的看法。我根据《史记张丞相列传》的记载，将张苍反推秦用水德说的时间定在他为汉朝制定各种“章程”的时候，也就是高帝六年，张苍调入丞相府，担任“计相”的工作以后。
西汉建国，从法统、领土、人民、制度上全面继承了秦。秦不用水德，没有水德说的种种规定遗留，西汉初年自然也都没有。张苍是律历专家，曾经出任过秦王朝的御史，熟悉秦的章程制度。西汉初年，张苍跻身功臣列侯，先后担任过郡太守、王国相，特别是他进入丞相府担任“计相”期间，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汉朝的律历。张苍推算汉继承秦也用水德，当是律历专家的个人见解，并无完整的学说，也无一一对应实行的举措。不过，因为张苍地位高、权威强，其见解自然成为政权内的一种主流。
文帝即位以后，国家安定，民生富裕。大概在文帝三年到四年期间，贾谊提出德运改制的建议。贾谊认为，从西汉建国到文帝即位，已经有二十多年，天下和平融洽，应当改定正朔，颁布新的历法，变更服饰颜色，修正制度，制定官名，倡导礼乐。基于这种变革的理念，他就各项改革事宜一一拟定了具体的施行方案，其中，颜色用黄色，数字用五，将秦制的官名悉数加以变更……
贾谊的这套方案，不但在制度上明确针对汉承秦制的现实，在治国理念上，也明确针对张苍所推定的汉朝继承秦朝也就是国运水德的理念，提出汉革秦命，国运应当是土德。此时的张苍身居汉朝丞相高位，他联合御史大夫冯敬、大将军张相如等一批功臣驳斥了贾谊的提议，迫使汉文帝将贾谊放逐到长沙国，改制的事情自然被束之高阁了。
到了文帝十四年，方士公孙臣再次提出德运改制的主张。公孙臣上书说，当初，秦得到水德的国运，至今为汉朝所继承。然而，推算五德终始的循环更替，汉朝应当是土德，土德的应兆是将有黄龙出现，应当改定历法，变更服色，崇尚黄色。公孙臣的主张再一次遭到张苍的驳斥，没有被采用。有意思的是，一年以后，汉朝的陇西郡成纪县传来“黄龙现”的报告，应验了公孙臣的预言。汉文帝召回公孙臣，拜为博士，会同诸生再一次讨论汉朝的国运应当是土德，需要全面改定历法服色等事宜。此时的张苍已经年过八十，他引咎自责，谢病称老，逐渐淡出政界，再也无力捍卫自己的学说。
张苍和贾谊都是政府高官。张苍担任过秦国御史，贾谊是秦丞相李斯的再传弟子，不管是出于政治地位还是经历传承，他们都不会编造秦始皇亲自推算五德终始的荒唐故事。方士们则不一样，推演天象历法、预言灾变异象、编造种种神怪奇说，正是他们擅长的绝活儿。
汉文帝晚年迷信方士，如同秦始皇和汉武帝一样，身边也聚集了各类方士，持有不同的技能学说，编造种种动人的故事，投合帝王喜好，追求荣华富贵，引领了一时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中，黄龙现于陇西成纪、神气现于长安东北、太阳第二次回到正午……各种怪异的天象被当真，各种荒唐的故事被相信。想来，秦始皇亲自推算五德终始说的荒唐故事，正是在这种风气中，由主张汉革秦命、土德取代水德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同时编造出来的有关秦始皇的种种故事中，还有方士们与秦始皇抗争而遭到坑埋的故事。
（本文摘自李开元著《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