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持了十四年

2017年之后入学的中小学生，将会从课本上自然而然地学到这一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

这14年的起点在哪？一个小小年纪就参了军的战士知道。

当初走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13岁的李敏非常希望自己能顺利活到18岁。

这支年轻的军队——最早由农民、土匪、学生、教师等人组成，自称义勇军、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后来中国共产党将其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在长白山、小兴安岭、松花江沿岸与日本侵略军游击作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战，再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从未停止抵抗。

"其环境之艰苦与恶劣，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说。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党员杨靖宇和赵尚志，都牺牲在这片战场上。以东北义勇军为原型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新中国定为国歌。

不少抗联老战士都渴望谈谈十四年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长冯仲云之女冯忆罗，后来将一份抗联老兵的联系人名单交给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66本"戎马生涯"的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八年抗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很多抗联老兵、战士后人和东北学者无法认同这种描述。

2011年，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组动身寻找东北抗联战士，采集口述史。

"我们开始得有点晚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坦言，他们第一次去东北采访，参加的就是一位老战士的葬礼。

第二年，另一位老战士蒋泽民被找到时，已经101岁，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躺在沈阳的医院里，时而清醒，时而昏睡。

在尚且康健的时候，他不知花了多长时间，用大小不一的本子写下从军回忆，足足66本，全都放在家里。封面上写着，"我的戎马生涯"。

当项目组的摄像机对准他，想再听他讲一讲时，这位参加过东北人民革命军、在重庆谈判期间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人，静静躺在病床上，面颊凹陷，一句话也说不出了。病床上方挂着纪念他"从军八十一周年"的红色条幅。

项目组逐渐意识到，找人比想象中更难。"很多都是普通的战士，不是比较有名的，在哪个地方工作过、现在怎么样……都没有。普通战士很难有史料记载。"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韩尉说。

冯仲云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后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他写下《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遗憾有的战士"没能亲眼看见祖国的光复"，有的"连个名也未曾被人得知"。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王宜田多年研究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他估算，这支军队高峰时期有6000余人，但目前能找到的牺牲者名录，留下名字的，只有1000余人。

许多战友彼此失去联系。老兵刘淑珍说，因为曾经生活贫穷，她没有去找过战友，"去也不一定能见着"。

多年来，从东三省到北京，再到湖北、四川、新疆、广东，中国记忆项目组只找到30位已知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他们性格各异。

住在广州的干休所里的老战士卢连峰，反复念叨着"纪律"。他告诉项目组，要采访，得上级部门同意，还得遵守干休所的规定。项目组写了介绍信，还把干休所所长请到现场，他才同意讲述。

而等待已久的潘兆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对着镜头激动地掀开衣服，露出他受过枪伤的肚子。

他用手比划着："子弹搁这边进，搁这边出来的，这肠子都出来了，我就往肚子里塞吧塞吧，用手巾堵上，再用裤腰带系上了。那是闰七月，光肚子打两回。"

潘兆会说的那一仗，师长死了，部队散了，21岁的他负伤弃枪，回乡务农，直到94岁，没有人能证明他当过兵。

耄耋之年的女兵，面对这些来访的陌生年轻人，会分享曾经难以启齿的秘事，比如在部队中来月经没法处理。

"我生完孩子，也没有奶，也没有东西吃，小孩子也没吃的，一个星期左右吧，小孩就死了。死了以后，我又去找部队，跟着部队走了。"老兵李在德平静地说。

有人对着镜头唱歌："士兵原本是工农，为何来当兵……"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教的。"赵尚志说，妹妹，你们都好生学，我们活不长啊，你们能活长，这些个歌吧，那你要能唱就唱出去，把这些歌给我宣传出去，能流传后代，是这么个意思。"抗联吕老妈妈的女儿吕凤兰记下了。

"一光复我就唱了。我后来还给俺们孩子唱。（20世纪）五几年的时候，我当街道妇女主任，一到开会，就给她们唱。她们说，你还会唱歌？我说我会。"她把这首歌的故事又讲给项目组听。

韩尉的理解是：他们将自己这辈子很重要、很特别的一部分，细致原本地拿出来给别人看。

这些普通的战士，记住的都是个体微小的经历和感受。他们或许不懂宏观战场的布局与战略，但14年间的苦斗景象，依旧从他们的言谈与眼泪中浮现出来。

"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

冬天又来了。行军的队伍在山里蹚雪，走一趟过去，树枝把身上的棉衣左抽又刮，挂得哪儿都是棉花。

"身上穿的衣服，无论冬天多冷，都露着肉。"卢连峰回忆。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有的。

遇着没上冻的河，战士们要蹚水过，上岸走着走着，裤腿就冻硬了，迈不开步了。

他们穿的乌拉鞋（东北特有的一种鞋，一般用牛皮或鹿皮缝制——记者注），里头填的乌拉草，走一走就磨没了。脚后跟冻破了，肉都翻着，骨头杵出来。

"疼得有的人没办法了，就用脚尖走。"多年后，想起当年的场面，卢连峰仍觉得"看着很可怜"。

常常有人这样牺牲——走累了，在雪地上靠着树休息，像睡觉一样，就再也起不来了。"冻死的人‘最好看’，没有一点痛苦的现象。"李在德回忆。

有的队伍不像军队，卢连峰说，"像要饭叫花子。头发老长，脸黑黑的，手都是黑的"。有人怕冻掉耳朵，就用破布条把长得很长的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

东北抗联没有敌后根据地，敌人的数量是他们的数十倍，多数时候，他们只能在隐蔽的山区活动。有的队伍在山里住了5年，5年没见过被子。

夜里点上火堆，几个人靠在一起睡觉。胸前烤热乎了，后背冻得冰凉。冻醒了，又翻身烤后背。没等后面烤热，前面又凉了。

曾有个战士，突然抱着枫桦树笑——枫桦的皮是红色的，他以为那是一团火，就脱掉上衣，光着身子，笑着笑着，一会儿就没有气儿了。

李敏记得，有一夜战斗后，队伍找到了一处没顶的房子，在里头烤火。"大家高兴了，就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这零下40（摄氏）度啊，我们住上房子了。"

"苗司务长算来算去，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实际上就是1939年的春节。"李敏回忆道，为了庆祝这个夜晚，"苗司务长"从包里拿出一只破掉的牛皮乌拉鞋给大家吃，就那样放在锅里煮。

1938年后，东北抗联的饥饿问题愈发严重。一份递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上写着："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的问题。"

提前埋好的粮食，要么让野猪吃了，要么让熊吃了。没东西吃，更没盐吃，战士身上浮肿，脸肿得互相认不出。

"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杀马吧。有的人还把马鞍背着，最后没有劲儿了，没有马了还拿着干啥，都扔了吧。"骑兵卢连峰回忆。

或者吃树皮，割下来拿水泡，再拿火烤，捣成糊糊吃，吃了就便秘。老兵于桂珍说，遇到危急情况，树皮也不能随便刮，怕暴露行动轨迹。

抗联历史研究者史义军在走访中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小兴安岭的狼群来了，饥饿的战士连端起枪的力气也没有了，等后续的战友过来时，就剩下了一副凌乱的骨头架子，没有皮肉的手还紧紧握着枪。

山林里飘落着日军用飞机散发的传单。上面写着："诸君冰天雪地，饥寒交困，痛苦异常，缺乏生活兴味……抗日迷梦应行速醒，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诸君应速归顺，现在是良好机会。凡以前归顺者都得享安乐幸福……"

曾任东北抗联领导人的周保中后来写道："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冬天真难熬啊，熬不过去。"老兵黄殿君记得，打湾沟部落的那一仗时，他们已经7天没吃饭，"腿都抬不起来了"。战士们又说，打，宁可打死也不能被饿死。

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时饿倒，给另一位战友留下遗言："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

他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将遗体安放在树丛里。李敏因此"觉得这个事业很伟大"。

"你知道农村多么困难，死了人，拉出去就完事了。"她回忆起那个年代，"战友们牺牲了，大家都这么怀念，这多神圣，好像供老天爷一样的，所以觉得我们这个牺牲很光荣。"

"你这孩子，不害怕打仗？"

乡下，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男孩跑着玩。日本兵来了，见他光着屁股，哈哈大笑，上去逗他玩。

小孩不搭理，日本兵把枪拿起来，上了刺刀，照着这个小孩的后背攮了进去，然后把小孩搭在肩膀上，满街走。

86岁的老兵胡真一牢牢记着这一幕——"这个孩子当时还没死，还在哭还在叫唤，那血就满街地流，到处流，流在地上。这个时候我最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地区展开大规模侵略，破坏基础设施、侵占城市、屠杀百姓，建立伪满洲国，让人们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国人。

日本军队走过乡村，东北女作家萧红写："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每个家庭是病的家庭，是将要绝灭的家庭。"

"我参军的原因，主要是对日本人不满、恨。恨得不得了，就是这样。"胡真一说。

这一代东北人，在课堂上听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学识字，先写自己的名字，第二句就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有的学校组建了抗日救国儿童团。李在德的小学校长是后来抗联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她回忆："那时候晚上经常紧急集合，老师带着我们，到老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锻炼我们的胆子。"

许多孩子从小就给抗联送情报，把信件编在辫子里。吕凤兰后来也想不通："跑信也危险着呢，有时候逮着儿童团的就给打死了。那时候的孩子都八九岁，怎么那么坚决呢？我也寻思。"

17岁的胡真一后来参加抗联的妇女排，因为"敢随便张口就骂日本鬼子"，被提拔当了班长。

"我家里一个人没有，都让日本人扔大江里了。"刘淑珍因此14岁就参军，在战场上"豁出死去抢那些伤员去"，连拉带扛，浑身是血。

母亲是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扔到井里牺牲，16岁的李在德此后跟着抗联的队伍走了。吴玉清15岁上山抗战之后，父亲受到牵连，被日本兵拷打致死。她跟部队要枪，"领导说你这孩子，不害怕打仗？"

打仗是什么场面——卢连峰回忆："日本鬼子从那边上来了，戴着红领章，拿着战刀吆喝，也有骑兵来了。那炮打得，那榴弹炮啊，打得狼烟地动，整个一屯子打得，那就没办法了，鸡也叫，狗也叫，牲口也叫，就像刮台风似的，风草啥的，满天似的。"

日本人擅长"拉网"战术。把整个山区围起来，然后一点点逼近，把抗联的队伍集中到一个山头攻打。山脚下都是日本的移民开拓团，提供后勤保障。

李敏形容那种恐惧："过去没这样害怕，觉得头发好像立起来的感觉，这么怕，也很冷，觉得怎么肉皮都有点儿紧。"她一个人站岗放哨，突然听到了山下踩树枝的声音。

"绝不是黑瞎子（熊——记者注），黑瞎子走得比这慢。这个是很有节奏的。我就问，‘口令，口令’，没有回答，说明不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特别紧张害怕，就端起马枪给他打了两三枪。"

"心想这回可完了……"黄殿君讲起自己一个人作战负伤的经历："一拽子弹就剩10发了，一想完了，这时候一寻思也想家了，就哭了……我一摸还有俩手榴弹，行，最后还能扔手榴弹。"

潘兆会17岁加入抗联，至今记着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说过的话：指着咱们这几个人打日本子（东北方言中对侵华日军的蔑称——记者注）打不了，中国地方大，日本人少，咱们就是分散他的兵力，起这个作用。"他讲这玩意儿讲得有理啊。"潘兆会说。

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各地抗日武装，将散落的火种汇聚起来。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建立，下辖11个军，约3万人。

在今天看来，韩尉说："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们总体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如果没有这支队伍，东北就是敌人的后方了。对于全国的抗战形势来讲，那是不可想象的。"

据统计，14年间，这支高峰时仅3万余人的队伍，歼灭和牵制日伪军数十万，不仅配合全国抗战，还有力支援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4年间，战争成为一种性命攸关又普通、漫长的生活。卢连峰记得，他们有一天打了7仗，有时一仗要整整打一夜。"刚端起来饭碗想要吃饭，他（敌人）就赶来了，我们只好跑。"

敌人火力硬，一时打不下来。传令兵就来喊，调回去吃饭。吃了上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吃完饭了又返回去打，非拿下来不行。"潘兆会回忆。

在一次撤退中，卢连峰的马被打伤了，边跑边窜血。他也负伤了，"脚这么一动，那血在乌拉鞋里头都响。"一位当地老人把他接回家，把被血冻得梆硬的棉裤给他换下来，擦洗伤口。

老人见卢连峰伤重，愿意收留他，团长问他："小卢你愿不愿意留下？"卢连峰拒绝了，他加入抗联，是因为"不想当亡国奴"。

"牺牲的人都没数，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没了，后来咱都不敢问了。"王铁环说，"打一次仗，就减少几个，哎呀，那真难受啊，得难受很多天呢。"

见了牺牲战友的尸首，胡真一就哭。队长训她："你别老哭，哭什么，赶紧挖，挖坑把他们埋上。"

在李敏的讲述里，艰难的战役中，战士们会数次作好准备，迎接自己最后的时刻："突不出去，大家就准备就义了，感觉很绝望。"

打了一会儿，又有人说："你们戴红军帽的都站出来，站到前边，有旗的都把旗打出来，红旗，列队、唱歌、就义吧。"

永不忘

为了给历史留住这些时刻，中国记忆项目组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第一场访谈动身之前，尽管知道是葬礼，项目组也去拍了。故去的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战士单立志，参与过多场战斗。"我们想还是去参加一下吧，毕竟准备了那么久。"田苗说。

在联系蒋泽民时，"去之前就听说他可能讲不了了，但我们还是想去拍一些镜头"，韩尉说。在这之后不久，蒋泽民去世。项目组将老人最后的影像刻成光盘，寄给了他的女儿。

"（蒋泽民的女儿）蒋阿姨说，我们是最后去记录老人的一拨人，她很感动，觉得我们很认真对待这个事。之前有一些团队，觉得老人不能说话了，就没去拍。"韩尉说，因此，蒋泽民女儿把父亲的66本日记全部捐给国家图书馆。

老兵陆保平在湖北宜昌生活，起初什么也不肯说，也劝项目组不要来，"来了也问不到什么"。但他们还是去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加入抗联前，陆保平曾在伪满洲国的伪靖安军当兵。这在他心里一辈子是个坎，觉得不光彩。

日军进东北的时候，陆保平13岁。那时家乡的县长是日本人，旗杆上挂的也是日本太阳旗。他跟着地下党炸过日本人的汽车，之后一直想做点什么，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伪满洲国政府下令招兵，他便参了军。

"对老百姓而言，相当于找了份工作。"韩尉表示理解。项目组跟老人的儿子反复沟通，认可这样的转变是光荣的，陆保平才慢慢愿意讲述。

人们发现，他对一场起义印象很深。当时他所在的伪满洲国政府军某连的71名士兵，带了8挺机枪、两具掷弹筒，要起义加入东北抗联。伪军朝他们喊话，叫他们回去，说会宽大处理。陆保平回忆："我们用火箭炮回答了他。"

访谈结束，他开心地戴上军帽，在摄像机前走起了正步，还要请项目组在楼下的餐馆吃饭。

这些年来，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共积累了逾百位受访人、超过400小时的视频口述史料，此外，还拍摄了约10小时的东北抗联密营和战迹地影像资料，收集到历史照片约1000幅、录音带233盘、非正式出版物138册件。

全国政协常委马志伟也一直为此事奔走，他的祖父是领导江桥抗战的将领马占山。马志伟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加快对东北抗战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分散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抗联的史料抢救征集及史学研究。他认为，"八年抗战"的说法会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江桥抗战、东北义勇军抗战、抗联抗战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

马志伟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出访日本，考察新干线，一位拄着拐棍的日本老人得知他是马占山的孙子，在火车上站起来鞠躬，"一个劲儿地道歉"。

2002年，东三省党史部门专家开始联合编写"东北三史"——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满洲省委史、东北沦陷史，目前《东北抗日联军史》已经出版。

2012年，为了宣传东北十四年抗战历史，吉林省电视台还专门拍了8集纪录片《东北抗联》。王宜田当时担任顾问，他记得，摄制组里的年轻人"起了鸡皮疙瘩，光看资料都受不了"。最终片子反响不错。

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此后，国内逐渐兴起"抗联热"，研究东北抗联的学者多起来了，东北不少高校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还组建了考古队。有人专门收集史料，有人专做抗联人物研究，更多史实被打捞出来。

辽宁专家侧重研究东北义勇军，吉林侧重伪满洲国史、抗联第一路军，黑龙江则重点研究抗联第二、三路军。20世纪90年代末，辽宁省政协还曾组织人员，到全省各地抗日义勇军斗争遗址进行调研。

地方上也有不少研究抗联史的人，王宜田介绍，大多是地方党史办的主任。"凡是抗联走过的县，都有两三个搞研究的，有的退休了，也还接着做。"他说，这些老主任大多七八十岁，不少都采访过抗联战士。他还记得，通化市史志办老干部胡惟仁，采访过杨靖宇的警卫员，还为学者、记者引荐过不少老战士。靖宇县的史志办专家刘贤曾一直寻访杨靖宇的牺牲经过。

此前尚未受到关注的东北抗联战士，比如许国有、石振华，有了传记；许多史实模糊的战斗，经由老战士和村民的讲述，找回更多细节；那些流传于民间的抗联故事，如《搬酱缸》《抗联李子园》等，也被一一记录。还有人在寻访中找到了赵尚志的颅骨，2008年，英雄终得还葬故乡。

针对李敏老人和黑龙江省多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教育部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洪袁舒"关于尽快将我国十四年抗战历史写入中小学教材的建议"曾得到教育部回复，"将会对教材修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只是，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有些历史细节再也没办法找到。王宜田曾到通化县二密河北甸子的剜眼睛沟寻访战场，跟着当地老百姓走访发现，曾经抗联部队走过的小道已修成高速公路，被歼日军的坟墓也早就被埋在了地下，种上了庄稼。

王宜田还曾给一所大学的教师分享抗联研究，台下的年轻干部不断提问，原定1小时的分享讲到3小时。三四天后，有人去了杨靖宇殉国地，听讲解员讲得有出入，又给他打电话。

一个东北年轻人曾在和平年代去看过先辈在林海雪原里的住处。天下着大雪，能见度只有20米，雪可以轻易没过人的小腿，松树被压得直不起腰，人穿着羽绒服站在室外，10分钟就能冻得浑身发抖。这个年轻人感叹，"在这种环境里却有人与日寇战斗到最后"。

冯忆罗之孙韩昇宏还记得，他小时候总有人来家里找祖母做访谈。2014年之后，来拜访的人更多了。有时他也能听到，祖母用座机和老朋友打电话。从东北来的人，到北京看祖母，还会在家里住。

韩昇宏后来在网上看到当代战争纪实画面，才开始意识到打仗意味着什么、他的曾外祖父和战友们经历了什么。他曾跟着中国记忆项目组去东北做口述记录，惊讶地发现，面前的老人，能讲出和曾外祖父在哈尔滨的往事。

直到今年，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仍在寻找更多的抗联老战士，尽管能找到的已经不多了。

2018年，95岁的李敏登上央视《等着我》节目，身着戎装寻找战友。节目组奔赴各地，联系了当时健在的几位东北抗联战士，分别是：101岁的李在德、99岁的周淑玲和93岁的张正恩。因为身体原因、路途遥远，老人们没来现场，只录下了几段视频。

画面中，张正恩坐在床上，每说一句话，都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敬礼。他向李敏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李在德坐在轮椅上，鼻子插着氧气管，她说："有的战友是一直在我脑子里，经常想，他们开始都是我们一同参军的游击队，可是这会儿，大概剩得没几个了。"

去到现场的是冯仲云之女、时年87岁的冯忆罗。她坐在轮椅上，见到李敏，两个人都哭了。那时冯忆罗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几乎不怎么出门。

节目播出后不到20天，周淑玲去世了。两个月后，李敏走了。第二年，李在德、冯忆罗也走了。又过了两年，张正恩走了。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

今天的中国这样记住英雄：黑龙江有"尚志市""靖宇街""兆麟公园"，吉林有"靖宇县"，辽宁有"尚志乡""抗联中学"，四川有"一曼村"……翻开教材，所有涉及"八年抗战"表述的科目，包括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都已经改为"十四年抗战"。

如今的中小学生也会在历史课本中学到：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