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吴松弟教授日前在“中国历史环境与区域社会发展暨纪念邹逸麟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邹逸麟先生
一、现代历史地理的源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百年中，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作为现代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传统的作为历史学科组成部分的沿革地理学中脱颖而出，发展为有着特定的研究性质和内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特有的研究方法，以及专门的研究人员的新兴学科，并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历史经济地理学由历史学、地理学和经济学三部分组成，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历史经济地理不同于现代经济地理，它不仅要论述经济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其规律性、区域经济差异等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还须论述上述经济地理学内容的历史形成过程。而要论述经济地理学内容的历史形成过程，就必须关注在某一特定时期国民经济本身的变化和内在规律。历史经济地理学与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探讨时期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历史经济地理增加了对经济地理变迁的动态过程以及变迁的时代的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地理学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向现代地理学过渡。经济地理同样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学习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到20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经济地理研究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以反映当时的现状为主，对以前时期经济现象的分布与特点着墨不多，遑论经济地理理论方面的发掘与创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是“以任务带学科”，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方式，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得纯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开始向着系统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一批重要的学者如严中平、汪敬虞、许涤新、吴承明、刘佛丁等陆续出版了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然而，因地理学界长期“以任务带学科”，近代史学界长期缺乏对生产力的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方面仍然缺乏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
除了历史学、经济学之外，形成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是地理学。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杨守敬和邹代钧到武昌，任教于两湖书院，“守敬治旧地理，代钧治新地理”。所谓的“旧地理”，是指传统的沿革地理，“新地理”则是来自西方的近代地理学。1909年，张相文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第二年创办专业地理刊物《地学杂志》。1921年，东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女子师范大学都先后开设地理系。1923年，张其昀摘译法国著名学者布伦汗（今译为J.白吕纳）与克米尔的名著《历史地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上发表。来自西方的“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现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过程中，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刊，是最值得重视的标志性事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得上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自二十年代起，顾先生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尚书研究”（着重研讨《禹贡》篇）、“中国古代地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等课。他的研究生谭其骧毕业以后在辅仁大学也开“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1934年2月，由顾先生和谭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了禹贡学会筹备处，同年开始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人担任主编，1936年5月正式成立禹贡学会。此后，历史地理学者追念顾先生开创之功，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人对历史地理学说的贡献，以及创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三个历史地理基地的伟绩，称顾先生为历史地理开山祖，谭、侯、史三人为历史地理的创立元老。此外，近年已经过世的陈桥驿先生、邹逸麟先生等对历史地理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因其居于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元老之后，又被视为历史地理发展的第二代人物。
二、历史地理研究的逐步展开
1955年2月，通过高教部的调请，谭先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有感编绘工作没有预计的那么顺利，谭先生向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先生提出，该所选派两名年轻人随他返沪，协助编图。1957年在历史所的邹逸麟、王文楚随谭先生回到上海，加上章巽、吴应寿，共五人展开编绘工作。1959年7月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成立，成员二十余人，邹先生协助室主任谭其骧先生处理行政事务，行业务秘书之职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开始编绘到1982年公开出版，历时将近三十年之久。1959年12月27日，邹先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唐代水利建设看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发表于《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后收入《椿庐史地论稿》第72—80页。
为了解决东部平原河流的变迁这一棘手的问题，谭先生对《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河流作过细致地考证，而汉以后则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可依。但唐以后的河流变迁，前人没有系统、完整的成果可以利用，需要从头开始。谭先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邹逸麟先生。邹先生从《元和郡县志》开始，将历代总志、正史“地理志”、“河渠志”、河渠水利专著的材料一一罗列、排比，逐渐清理出一个头绪，并绘制了草图。与此同时，先生将收集到的材料，先后撰成《隋唐汴河考》《唐宋汴河的淤塞原因及其过程》《宋代惠民河考》《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等颇具影响力的论文。由于对黄河下游在历史时期的变迁有了整体性的认识，邹先生又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的5万字关于黄河变迁的一节，并出版了《千古黄河》一书。
《千古黄河》
运河研究是邹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运河长期被认为是沟通我国东西、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邹先生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历代中央政府不惜工本开凿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中央政府提供物资；而运河沿线漕运与农业灌溉用水始终存在着很大矛盾，最后都以牺牲沿河农民的利益以保证漕运的畅通。第二，历史上人工运河因自然条件不好，一年内有半年需要停航疏浚和维护，只有半年主要用来漕运，因此对历史上运河的经济作用不能评价过高。邹先生以其观点写成《从地理环境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发表后获得很高评价。
由于历史地图编绘工作的繁忙，谭先生、邹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有时连续数年都是一天三班倒。直到1972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本。1981年开始分册修订，1989年八部出齐，前后达三十年之久。从1957年1月开始参加编图，到1972年内部稿完成后又转入其他项目，中间有清样稿、繁体字本的校对工作，及《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的编写工作。
从1963到1974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是邹先生28—39岁的人生黄金时段，邹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然而，绘图、考证的过程，也是他积累史学观点的过程，1978年邹先生发表《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等重要论文。当同辈人有些还在苦读研究生之际，邹先生已经凭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等大作，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完成编绘历史地图等学术任务之后，先生还参加了许多大型项目：《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分典》等重要项目。个人的研究课题，有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主持的《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又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委托，主持《清史地理志》的编修工作。
三、邹先生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贡献
邹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包括黄河变迁史、运河史、环境、灾害与社会变迁等多个领域，历史经济地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我受业于邹先生，且以历史经济地理为主要研究方向，故拟以历史经济地理为主要回忆内容，以纪念恩师。
邹先生在《椿庐史地论稿续编》第445页，说到历史经济地理：“这是整个历史地理领域内比较薄弱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套各省经济地理丛书，都有历史地理一节，但显得过于粗略。”他为人谦虚，对自己的研究谈得较少，对老先生谈得较多。他认为在历史经济地理方面，史念海先生50年代开始从事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城市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此后又结合城市规划，对一批大中型城市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一定的水平。
《椿庐史地论稿》
其实，邹先生本人在历史经济地理方面也发表了不少的论文。《椿庐史地论稿》共有38篇文章，其中的13篇论文属于历史经济地理:
1.《从唐代水利建设看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
2.《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与粮仓》
3.《试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水运交通的变迁》
4.《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和城镇兴衰》
5.《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与环境制约》
6.《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
7.《江淮平原与人生》
8.《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
9.《先秦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
10.《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11.《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
12.《我国早期经济区的形成———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
13.《从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轨迹看21世纪的中国经济》
《椿庐史地论稿续编》共有93篇文章，其中的18篇论文可属于历史经济地理：
1.《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
2.《略论历史上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
4.《清代集镇名实初探———读〈清史稿地理志〉札记》
5.《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和城市兴衰》
6.《有关上海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
7.《上海港的历史地理》
8.《关于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
9.《略论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及规划策略》
10.《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吴松弟合作）
11.《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成就》
12.《上海地区最早对外贸易港——青龙镇》
13.《青龙镇兴衰考辨》
14.《关于上海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与王文楚合作）
15.《古代合浦史地杂谈》
16.戴鞍钢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序》
17.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序》
18.余同元著《〈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序》
除了《椿庐史地论稿》《椿庐史地论稿续编》的31篇文章，还有少量未被两书收入的论文:
1.《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辑。
2.《扬州与运河——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国名城》2008年第S1期。
3.《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与发展——从“三角地”到“金三角”》，（与吴越合作），《人民长江报》2009年4月18日。
4.《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5.《浅谈我国历史上运河的功过得失》，《文史知识》2014年第12期。
6.《运河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7.《试谈在高校培养研究生工作的体会》，《历史教学》2017年第7期。
8.《基础研究也能经世致用》，2017年7月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大家手笔”。
9.《集体项目既出成果也出人才——访邹逸麟先生》（段伟访问），《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
10.《试论严耕望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贡献》，2019年2月，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严耕望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
11.《略谈江南水乡地区桥梁的社会功能》，载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与环境研究》，邹先生主编。
据以上三部分的粗略统计，邹先生发表历史地理论文142篇，其中历史经济地理文章41篇（单独发的《试谈在高校培养研究生工作的体会》不计入），占了全部论文数的29%。
综上所述的41篇论文，已包括水利建设与社会经济、漕运与粮仓、商业城镇与水运交通、青龙镇港口的兴衰、上海港的历史地理、上海与其腹地的关系、上海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与发展、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长三角城镇地理与环境、集镇名实研究、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江南水乡桥梁的社会功能、水稻分布与环境制约、蚕桑业的历史地理、江淮平原与人生、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古代合浦的史地、西部开发的问题、运河与中华文化、大运河的功过得失、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以及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与经世致用、集体项目的作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已涉及经济地理的多个方面。
历史经济地理基本研究对象是吃、穿、住、行等民生的重要问题，邹先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唐代水利建设看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似乎表明邹先生进入历史地理学界之后最初的关注点便放在历史经济地理上。我想，当谭先生对邹先生说明研究黄河对描绘东部地区河流流向的重要性，而唐以后的东部河流特别是黄河的变迁，前人没有系统、完整的成果可以利用，需要从头开始时，邹先生便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持久且艰难的任务了。
区域研究是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研究方法，邹先生将很大的精力放在黄淮海平原地区的研究上。黄淮海平原地区在宋代以后因自然环境日趋恶化，民众生活贫困。为此，政府将黄淮海平原的治理和改造列为国家科研攻关项目。邹先生通过多年的历史地理研究，认为黄淮海平原今天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几千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于是，他与同事们一起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并合作撰写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邹先生担任主编，张修桂、赵永复、吴松弟、满志敏、阚为群等人分别撰写。此书于1993年出版，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79—1995年）。
邹先生主编，王振忠、吴松弟、唐晓峰、韩茂莉为副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全书共10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概况。主要内容包括民族与疆域、行政区划及其变迁、政治中心的分布与变化、人口分布与变迁、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工矿业分布与发展、城市与交通、商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等，基本反映了2001年以前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该书系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专著，是了解过去、认识现在的学术巨著。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界长期缺少对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故本书缺少近代经济地理的内容，但这一缺陷几年后便为邹先生的弟子们弥补。
除了文章，邹先生还有多种研究著作，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1993年出版，荣获首届复旦大学教材建设奖评选的优秀教材奖特等奖。
《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与环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出版，邹先生主编。
《中国运河志》，13册，邹先生任总主编，并撰写总述卷，2014年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另一部了解历史地理的重要之书，2019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术经典邹逸麟卷》，是邹先生过世之后本所组织集成的邹先生重要的论文集，2022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术经典邹逸麟卷》
邹先生的历史地理文章，有着深刻的历史见解，文字也不枯燥。如一篇论文阐述大运河与历代王朝兴衰的关系，题目是《运河承载的帝国》，各节的开头则是“隋炀帝运河建东都，奢靡太过与历史功勋”，“唐王朝兴废赖漕粮供给，三门峡砥柱成帝国命门”；“宋太祖定都开封，无奈之举还是明智之选”，冲光了历史考证的枯燥味。
2006年11月15日邹先生在与段伟老师谈“基础研究和当代社会”这一重要话题时，提到“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课题”；认为历史上西部曾经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汉唐时的关中、宋代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长江流域的两湖、江西都曾经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什么明清以后逐渐衰落？邹先生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入侵中国东部地区，东部的开放和现代化，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因此客观地研究西部地区在近千年来逐渐衰落的自然和人文原因，对今天的开发西部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他认为无论从基础理论的研究高度，还是从当代社会需要出发，历史地理学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是需要进一步建设的学科，必须要有重大课题的支撑。我们很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设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并能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缩小东西部之间发展差距等重要问题已成为邹先生的研究对象。他对这些课题都有很多想法，只是年龄和身体使他没有时间和能力去研究了，有待于历史地理学界的新一代去完成这些重任。
四、呕心沥血培养研究生
从80年代开始，邹先生一直为历史系本科生授课，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后为本所研究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等课程，先后培养了三十余名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所带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有的留在复旦大学，有的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与科研机构，不少人在全国、甚至海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邹先生作为历史地理研究所的重要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面相当宽广，先后指导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共33位。如将邹先生协助谭其骧先生指导的郁越祖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视作历史经济地理的市镇研究的话，则邹先生共指导13位研究生以历史经济地理为研究对象。郁越祖后来留所工作，其他12位以历史经济地理为毕业论文的学生及其论文题目，分别是：
第一位硕士生吴松弟，论文《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
第一位博士生王振忠，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两淮盐业盛衰及其对苏北区域的影响》。
第二位博士生戴鞍钢，博士学位论文《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地理考察（1843—1913）》。
华林甫的硕士论文《唐代主粮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初探》。
尹玲玲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
杨伟兵的博士学位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
林荣琴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湖南的矿业开发》。
余同元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1520—1920）》。
刘龙雨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1644—1937》。
傅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以来河南土地利用变化与人文机制研究》。
陈晓鸣博士后出站报告《九江：从常关到海关，1450—1938。》
廖声丰博士后出站报告《清代前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常关研究（1644—1840）》。
邹先生指导研究生，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想得更多、更深。包括为博士生出版的著作写序，也同样如此。例如“尹玲玲著《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序”，最后一段：“读了本书，使我想起，对我国经济史的研究，还是由区域经济着手为顺当，因为我国地域广大，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古今皆然。只有将一个一个区域经济搞清楚了，全国经济变迁才能真正搞清楚。而区域经济的研究又必须与区域的自然环境变化结合起来，在工业化以前更须如此，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比较科学。”
余同元以传统工匠转型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邹先生在《余同元著〈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序》中，指出：“传统工匠向技术工人、工程师的技术转型和角色转换的研究，目前为止，尚无专门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关于传统工匠技术转型问题，及其相关的技术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本课题可以说填补了我国早期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研究空白，具有相当的创新的意义。”此外，邹先生又指出本课题的研究，有不少难点，如资料的收集、解读，传统工匠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角色转换的，都需要解决。因此，邹先生的书序，既是鼓励、赞扬，又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激励。
杨伟兵长期研究云贵高原的历史经济地理及民族和文化，2008年召集了一个学术会议，参会的不少专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邹先生在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序》中，除赞扬此次会议外，又指出尽管中外学术界对云贵高原的研究下了不少的功夫，但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例如移民与文化的问题；西南地区的早期交通，特别是庄蹻入滇之前的交通问题；西南地区的气候、植被都是垂直分布的，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如何控制这大片地区的问题；都应该引起今日当政者的高度重视。
邹先生为学生写序，不是一般地说上几句好话，而是从高处发现问题，指出进一步解决的方法或他本人的思考。类似的文章、书序不少，难以一一毕述，使后生不敢不努力向前。
我和戴鞍钢兄都以主要精力长期研究近代经济地理和经济史，我们在邹先生的指导下建设了一个团队、发表了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需要在此略加叙述，表达对邹先生的感谢。
我的硕士论文《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1986年），后拆为几篇论文发表，其中《冶即东部候官考》是我在硕士二年级时在邹逸麟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七千字，刊发在《历史地理》第四期。我此后所发的一篇纪念邹先生的文章《重抚“冶即东部候官辩”改稿：追忆邹逸麟先生的学术关怀》，对此有较详细的回忆。
我读硕士准备毕业论文时，邹先生一再提醒，必须多看书，研究宋代的福建，不仅要看宋代的史料，还应看点宋代以上的唐代、以下的明代的史料和相关研究著作。硕士论文答辩时，主席谭其骧先生便问我一个问题：“你研究宋代福建的经济开发，我就不问你宋代了，你讲讲明代福建的经济状况。”由于听邹先生的话，读书跨越唐宋明，故我站起来，流利地回答了谭先生的问题。谭先生和其他参加答辩的老师都很满意，给了一个当时少有的“优秀”。
1991年10月，我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次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在分组会发言，谈了历史地理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希望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求是》杂志的周溯源编辑当时与我同组，我发言以后周编辑对我说他想请谭其骧先生就这一题目写篇文章，以引起大家关注。可惜谭先生由于身体原因，终未落笔。此后我对邹先生谈了此事。1993年初，邹先生让我起稿，撰写《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文。他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既回顾了历史地理学界以往为国家建设所做的贡献，又展望了未来这方面的一些可能性。我在文中写了一些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比如“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意分析地理条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代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当我将此文交邹先生修改时，我不知道邹先生对此表述的态度如何，颇有忐忑。让我惊喜的是，他看到这段话后并没有表示反对或提出修改。
1993年我和戴鞍钢兄合作，申请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研究“近七百年来东南沿海主要港口经济腹地的变迁”，商定我研究福建，他研究上海。不久，鞍钢兄读邹先生的在职博士。在邹先生的精心指导下，顺利高水平地完成了博士论文《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地理考察（1843—1913）》，2000年其博士论文荣获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邹先生为戴兄此书作序，指出以往对上海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若干方面，没有看到把港口与所在城市以及经济腹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的研究成果。邹先生强调鞍钢此书对上海开埠之前转运港的准确定位、对五口通商的港口惟上海独居鳌头的正确分析，对上海港进出口贸易是两者互为依存、上海港区的变化和扩展与上海市的扩展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等六个方面，或纠正了错误的说法，或有了明确的结论，或加深了对上海地位变化的认识，特别是突出了上海在诸港的中心集散的地位，以及与不同层次的腹地的关系。我相信邹先生的指导，有助于鞍钢兄得出上述方面的正确看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共出了6本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数量居复旦文科各学科的半数以上，邹先生指导的戴鞍钢博士论文属于6本的第一本。此外，邹先生指导的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的13位研究生和博士后，均在大学任职，其中大半在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任职。
有感于邹先生对我们的多年的教导，我和鞍钢兄精诚团结，从事近代经济史和近代经济地理的教学。鞍钢兄在历史系培养经济史的研究生，我在历史地理所培养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生，并联合内地和港台的二十余位学者，撰写了九卷本、5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经过十年努力，于2014—2015年全部出版。此套书2018年10月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2017年）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一等奖。2020年12月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著作一等奖。我们和邹先生的其他弟子，不忘师恩，用自己的行动告慰了天上的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