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2-27日，第十二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年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五百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或发表论文，或参与讨论，或展示学术海报，或发布新书，或参加学术考察。会议全面展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体现出本区域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独特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到正式成立的过程。在2003年于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环境史研讨会（7月14-18日）上，学者们提出了成立一个区域性专业学术组织的想法。在2004年于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二届美洲环境史研讨会（10月25-27日）上，这个想法逐渐成形并进入筹备阶段。在2006年4月于西班牙卡莫纳召开的第三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研讨会和第三届西班牙环境史研讨会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正式宣告成立。学会致力于组织和推广从历史视角研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而推动构建环境可持续的世界和环境友好的未来。学会的工作包括：每两年组织一次年会；举办研究生研讨班；编辑学会杂志；评选优秀著作奖；等等。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组织年会，分别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2008年5月28-30日）、墨西哥拉巴斯（2010年6月15-18日）、哥伦比亚莱瓦镇（2012年6月6-8日）、阿根廷基尔梅斯（2014年10月15-18日）、墨西哥普埃布拉（2016年8月3-5日）、哥斯达黎加利比里亚（2018年7月16-20日）、厄瓜多尔基多（2020年，2021年）、墨西哥莫雷利亚（2023年6月19-24日）召开了第四到十一届年会，其中第十次本应在2020年召开，但因为疫情而不得不推迟到2021年召开。

前几届年会不设主题，第十二届会议设立了主题——“气候变化与地球挑战：环境史视角”。在明天博物馆举行的开幕式上，前巴西卫生部长、巴西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尼西亚特林达德利马（Nsia Trindade Lima）做了题为“来自山的消息：气候紧急情况、健康和环境（气候）正义”的主题演讲，为本次会议点题。但是，无论是从会议组委会的征文通知还是会议发表来看，本次会议并不局限在气候变化上，而是涉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的方方面面。

第十二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年会的标志

为了展示拉美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将以笔者2009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第103-108页）为参照，概述本次会议主题的深化和变化。毫无疑问，资源开采和榨取型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是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和重头戏。先前的研究重在研究森林采伐和贵金属开采业，而本次会议把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单一种植和能源的环境史，分析经济作物和农产品种植园的环境基础和环境影响，旁及单一种植对当地人食物来源和构成带来的变化，随着种植园的机械化和科技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以及城乡新陈代谢的失衡等；工业原料和能源开采不但规模大，技术复杂，而且环境影响巨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原料的初级加工的环境后果，及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的连锁效应。比较与时俱进和引人关注的是对种植业中转基因技术的环境影响的讨论，尤其是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大型农业企业、政府之间的博弈，市场动力和环境伦理之间的冲突等。

异域物种（包括病菌）进入和“新欧洲”的形成是克罗斯比提出的经典命题，本次会议在相关研究的丰厚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就植物而言，不同物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流动不但形成了拉丁美洲的新景观，促进了景观转型，进而为素食主义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甚至从家庭花园的植被中映衬出女性主义。就动物而言，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超越了家畜和害兽的简单实用区分范式，进入到无法简单归类的宠物和流浪狗等边缘群体，探索狼等先前被认为是害兽的动物表征的男性气质，从而丰富了南美洲大陆动物史的内涵和外延。就动植物的关系而言，引入人类世和全球南方的分析框架后，不但凸显了人类活动在自然景观形成中的作用，而且把跨国自然保护由原来主要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转换为南南合作基础上的南北协调关系。

土著民族命运和疆域变迁的关系是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中既具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选题，本次会议从史料、方法论和视野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突破。先行研究主要使用殖民者的记录，后来加入了考古资料，新的研究广泛使用了历史地图、图鉴和小说等非传统史料，从而发现了新的议题和内涵。先行研究主要使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意在重建关于土著民族及其疆域的历史叙事，新的研究采用文学、地理学、法学、宗教学等跨学科方法既揭示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智慧，又展现他们的环境想象，进而揭示出疆域超出地理意义的多重内涵。疆域的变迁既折射出殖民者、国家和市场的多元驱动，又意味着土著民族被湮没或整合的不确定命运。对土著而言，边疆既不是中间地带，也不是民主诞生之地，而是其丧失生物文化基础之地。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环境史研究一样，环境保护也是拉美环境史研究的首要内容，本次会议同样在这个议题上有所深化。与先行研究把重点放在精英人物的思想探索上不同，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若干个不同国家的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发展历史，指出国家公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和文化遗产，不但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也与给土著民族赋权密切相关。在会议召开的里约热内卢和巴西，蒂茹卡(Tijuca)国家公园和查帕达(Chapada)国家公园成为讨论热点。前者是保护大西洋热带雨林的典范，其中包括了雨林滥伐和植树造林、经济林木种植等，后者是保护内陆热带稀树草原的标杆，是在面对大规模的单一经济作物种植侵蚀时对生态和美景的保护。拉丁美洲还有举世瞩目的、正在受到破坏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由于热带雨林被赋予了地球之肺的重要性，对亚马逊雨林的保护就不仅仅是所在区域国家的职责，也是关注地球环境命运的地球人的义务。换言之，亚马逊雨林保护是国际环境保护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把当地人、雨林、民族国家和全球整合的集体行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和当地人、环境非政府组织和民族国家都出于不同目的参与其中。另外，里约还是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主办地，地球峰会的历史记忆和余序仍在激发学者去探讨环境外交的历史，展现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主张和话语。

与先行研究不同，本次会议也在若干议题上进行了开拓，毫无疑问，作为本次会议主题的气候史是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环境影响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却是不同的，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在拉美不同区域的影响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显然，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在驱动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作用，拉美并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地区，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多种多样，拉美在某些方面占有重要位置，如造成气候变化的能源和原材料开采与输出，中和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热带雨林被滥伐等。不同权力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借助科学的加持，形成自己的气候叙事，进而影响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产业的未来发展和调节气候过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或相信市场，或相信政府的政策调节与工程干预。

先行研究中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城市环境史得到高度重视，成为拉美环境史研究的新支柱。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率已达75%，与欧美相当，南美洲的城市化率达到80%，是世界第二高的大洲，仅次于澳洲，其中主要国家巴西、智利、阿根廷等都接近或超过85%，主要城市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利马、波哥大、圣地亚哥等都是世界著名的超大城市。如此快速的城市化自然有其独特性。城市的自然环境基础、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流动和安置、环境卫生管理、城乡新陈代谢等都是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拉美城市普遍大规模存在的贫民窟、频繁发生的地震和火灾、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污染、废弃工业区的遗产和再生等也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贫民窟环境史和城市环境再生成为拉美环境史研究的突出标志。这种研究因为与里约的实际情况极其贴合而让与会学者具有身临其境之感，更加激发了进行深入研究的动力，彰显了紧迫性和现实性。

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培养新一代环境史学家也已提上议事日程。本次会议若干小组都在讨论环境史教学问题，包括如何设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内容和培养体系，如何在环境史教学中去殖民化、扩展时空规模，如何开放其边界、扩大其影响等等。显然，环境史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专业人才，还肩负普及环境史知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使命。环境史课程的内容在立足本地的同时需要放眼全球，但不应复制北方国家的环境史范式，而应从吾国吾民吾境出发重新理解拉美和全球环境史，进而在人类世时代冲破已有时空和学科局限，既生产出新知识，又塑造出环境人。环境史课程内容的重塑既需要增加新内容如遗产保护和再生，又需要纳入新方法和传播手段如公共史学，最终使环境史课程既能发挥育人功能，又能产生指导现实的作用。

会议举办地

总览这届为期六天的会议，可以说是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但与其他大陆和世界的环境史会议以及时代需要相比，还是呈现出一些特点。会议中展现的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几乎全是内向的，很少涉及外部因素对拉美环境史的影响，也很少与外国环境史进行比较。不过，参会的国际环境史机构联盟主席克劳蒂亚里尔组织了一个大会报告，邀请来自美国、中国、西班牙和巴西的学者就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现状和不平衡发展、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不同区域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图景和可能的交流合作等展开对话和讨论。笔者正是受邀参加了这场讨论，虽然主要关切拉美和加勒比海环境史学会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但也为把拉美环境史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方向。另外，特邀的主旨演讲人、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在题为“全球视野中的拉丁美洲环境史”中通过把拉美环境史置于全球背景中来辨析拉美环境史的独特性。在2019年为《鲜活的历史：拉丁美洲现代环境史》写的跋中，约翰麦克尼尔通过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比较析出了拉丁美洲环境史的两个特点：缺乏煤炭时代并导致民主不彰和城市空气在相对较长时间比较清洁；复杂多元的环境文化遗产，包括土著的、非洲的、伊比利亚的、和少量中国与日本的。（John R. McNeill, “Epilogue: Lat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John Soluri, Claudia Leal, Jose Augusto Padua eds., A Living Past: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Modern Latin America, Berghahn Books,2018, pp.266-276.）在此基础上，约翰麦克尼尔进一步析出了拉丁美洲环境史的四个特点：南美基因多样性和营养循环薄弱；战争和准备战争的环境影响最小；种植园和采矿业的环境重要性突出；环境主义者的脆弱性超常。这两方面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拉美环境史的全球化，也可以通过比较来反观拉美环境史的特性。

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的主题演讲

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重古轻今不同，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正好相反，与美国环境史研究一样，重今轻古。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是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时段，而殖民前的环境史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好在约翰麦克尼尔在主旨演讲中追根究底，谈及了两个至今还在影响拉丁美洲历史进程的深层历史事件。一是拉丁美洲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进入并居住的大陆（距今大约1.4万年前），动植物还来不及在基因上进行调整以适应人类的到来。同样，进入拉丁美洲的人类也在基因上没有充分分化，由于遭遇了两个基因瓶颈而仅仅形成了四个分支（亚马逊人、安第斯人、查科美洲印第安人、潘塔戈尼亚人）。这就造成拉美的动植物和人类都无法面对外来疾病的威胁。另一个是更新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率。就南美洲而言，其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率达83%，高于北美（72%），远远高于非洲、欧洲和亚洲（30%-50%），仅低于澳大利亚（88%）；其重量约一吨的动物的灭绝率达到10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可能造成三个严重后果——陆地上土壤营养循环受阻，导致土壤贫瘠；大果实树木难以繁殖，杂草丛生易生林火；难以驯化出大型家畜，人畜传播疾病较少。所有这些都会造成文明发展缓慢，尤其是与欧亚非大陆相比。显然，约翰麦克尼尔的研究深入到地质时期，厘清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一些自然营力和进化进程的基础作用。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拉美环境史研究历史纵深不足的缺陷，也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和史料学意义。结合他2019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讲《文献峰值和史学的未来》中阐述的思想，可以预估史学常用的文献资料即将达到峰值，新技术手段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激光雷达技术、电子显微镜、超级计算机（包括其与AI的组合）等的应用会产生新型史料和对历史的新认识，这无疑将改变历史学的样态，塑造新的前景，尤其是对文字史料相对缺乏的时段和区域，如拉丁美洲殖民前的环境史。当然，技术进步对史学的影响也有局限性，主要在于很难解释自然营力与思想艺术的关系、也可能造成史学研究中的技术官僚制，等等。（John R. McNeill, “Peak Document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5, Issue 1, February 2020, pp.1-18.）

就地域和国家而言，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很不平衡。从参会代表和涉及的议题来看，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的环境史学家不但积极参与，很活跃，对有关自己国家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展示也比较充分。相反，作为环境史资源大国的秘鲁、古巴等国几乎无人参会。如果说古巴是因为意识形态限制和经济困难而缺席的话，那么秘鲁的缺席和环境史研究的滞后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另外，与国内正在热烈讨论的人工智能与历史研究气氛相比，本次会议几乎没有涉及人工智能对历史学的冲击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历史学的变化，甚至连GIS技术的应用也甚少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会议的时代敏感性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