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明清史学，在诸断代史研究中独具特色。由于在时段上紧接近代，有关生产关系变革、近代化或社会转型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长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心，因此社会经济史可说是明清史研究的主干与核心。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少有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门记载，这使得相关研究必须从史料搜集与整理入手，培育了注重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的良好学风。另一方面，对近代化和社会变革问题的关注，又使得各类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蔚为大观，孕育了远较传统史学宏阔的视野，也使得理论思辨和范式论争成为明清史学科的鲜明标签。1990年代以来，明清史的研究日益走向多元，而无论如何变化发展，这种重视史料、强调理论视野的研究特色在多数学者的工作中仍清晰展现出来。

复旦大学是国内明清史研究的重镇之一，20世纪中叶以来，陈守实、樊树志两位先生先后引领历史系的明清史学科。他们的学术生涯在时代上前后衔接，在学术道路上均有过重要转型，陈守实由明史折入社会经济史，樊树志则由社会经济史返归晚明史。而坚持以史料及史料学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同时具备理论视野、关注学术研究的时代前沿，则是他们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特点。

陈守实（1893—1974）

一、从明史入社会经济史：陈守实的学术道路与治学方法

陈守实（1893—1974），江苏武进人，1949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明清史学科的早期先驱，以及建国后复旦历史系的骨干教授之一，陈守实在现代学术史撰述中已得到较多关注。相关的传记资料和论著多着重陈守实在教学、研究中“理论性、思辨性”的一面，但从公开发表的陈守实学术论著中不难发现，“史料考证”是他始终强调并实践的史学方法，也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前后阶段的不变底色。

陈守实早年从学于屠寄，后入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研究清代官修《明史》，发表了最早的两篇学术论文《〈明史稿〉考证》及《〈明史〉抉微》。前者论证王鸿绪“攘窃”万斯同《明史稿》，实际已对《明史》的编纂过程、历时阶段与成果、主要负责人和参与者等问题作了初步梳理。后者则评述《明史》在史学上的缺陷，从政治、学术、人物等方面讨论了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尽管囿于史料未出，二文的论证较多利用清人笔记文集中的论说，直接材料较少，结论也因此不无可议之处。但在关于《明史》的史学史研究中，二文是开创之作，且初步展现了陈守实史学方法的基本特点：重视史书、史料的源流与背景，强调辨析著作者的意旨与立场，细致审慎的史料解读。这成为他一生治学的首要立足点。

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陈守实辗转各地大、中学任教，逐步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与左翼知识分子多有接触，研读《资本论》，在大学开设《历史唯物论》等理论课程。以往学者们据此认为，最晚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已自觉“运用唯物史观”于学术研究中。然而，认真检视当时陈守实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基本思路和方法仍是传统的“史料考证”式的，他因关注现实政治问题而产生的对于理论的兴趣，尚未直接影响其史学研究。即便在关于明清“奴变”这样带有强烈社会史意味的题目中，这一点仍有清晰体现，而他在明史领域内的多篇札记尤重史料辨析。如《王守仁招抚田州土酋移剿断藤八寨事考辩》辨明《明实录》及其他史传关于王守仁田州招抚一事负面记载的史源，《明初与帖木儿关系试探》则通过中外史料的批判、互勘，揭示了明初“朝贡”体制运作的真相。这些研究中理论色彩并不鲜明。

当然，抗战中期以后，陈守实也写作了不少理论意味突出的论说文，其中多篇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尤重批评学术界空疏曲学的风气。1941年《考证学的新趋势》一文，则对传统的考证学方法提出新要求，尤其强调“应接受新的理论科学的指示”。1940年《历史的循环形态》及1946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层》更是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术语和原理撰写的史论。不难发现，这些高度理论化的论述几乎不涉及具体史料及实证问题，与同时期的史学论文在风格上形成鲜明反差。这似乎反映出，尽管积极学习并乐于讨论理论，但对于如何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陈守实当时尚没有明确的思路。实际上，这些论说文具有浓厚的政论性质，更多代表了他对当时现实政治和社会革命运动的关注，与他的史学研究截然有异。

此外，对于史料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地位的强调及其具体运用原则的总结，在陈守实这一时期的论著中俯拾皆是。典型的如1940年《明初宫闱稽疑》一文的三条“附志”，其一强调“史料保存”应“同时兼存较有理据之异说，愈多愈好”；第二条明揭“史料须求确实，故史料考证，虽茧丝牛毛都不能忽视”，并特标“此则非时下搬演公式之名词贩子所能了喻也”；第三条由此进一步批评“公式化”，要求“史料考证，与理论贯注，一车两轮，不能偏废”。这些论述的倾向性值得重视，所谓“搬演公式之名词贩子”，显然指向1930年代以来左派史学空谈理论、生搬硬套的风气。尽管文中强调史料与理论“不可偏废”，但其整体目的与立场是清楚的，与其说是提倡理论，不如说是为史料考证工作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辩护，而反对空疏僵化的“理论”。此后《考证学的新趋势》一文虽然倡导引入“理论科学”，但也再次确认考证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严厉批判“公式化”，甚至认为理论应从“纤小”的“校刊考证”中“结晶起来”，其立场十分清晰。

1949年后，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陈守实积极进入了此前基本没有涉足过的社会经济史领域。他发表于“文革”前的论文及身后整理问世的论著主题广泛：涉及土地关系、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赋役制度及农民战争，覆盖了1950年代所谓历史学“五朵金花”议题之大半。由于社会经济史领域问题意识的特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天然的亲缘关系，这些论著的理论色彩自然较为浓厚，陈守实也在其中展现了高明的分析能力，真正实现了“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尽管如此，史料的积累和辨析仍是他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式，他论著之所长也是对具体史料、史实的解读、考证，而非宏观解释框架的搭建和演绎。如《谈“永禁机匠叫歇碑记”》一文，细致考释单篇碑记史料，进而提出对这类“官文书”性质的判断及解读上的要求，对今天碑刻文献的解读分析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虽然是未完稿，归纳、总结和解释的部分也许尚未充分展开，但其行文的组织方式完全是传统的史料排比和论证，行文围绕具体问题展开，不见宏阔空泛的议论。他并没有偏离自己十余年前提出的史学方法基本原则。

二、由反思而博大：樊树志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樊树志（1937— ），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留校，此后在复旦任教整整四十五年，一直是明清史学科的领军人物、国内江南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江南市镇研究上尤其拥有广为人知的国际声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逐步转向晚明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他和陈守实的经历，正完整折射出20世纪明清史学变迁的几个阶段。

樊树志的学术道路起步于经济史领域，其关于明清漕运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得到陈守实的高度评价。20世纪初期以来，社会经济史是“新史学”蓬勃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欧美、日本历史学界，社会经济史也一度成为显学。因此，无论是陈守实在1949年后自觉转入社会经济史研究，还是樊树志在大学时期投身于经济史，都是特定时代历史学整体发展趋势影响下的结果。当然，陈守实所指的“公式化”的理论教条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走过了一条相对曲折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逐步检讨前期研究在理论预设、问题意识、概念术语、方法逻辑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重新强调以史料为本、实事求是的学风，使得社会经济史研究真正走入了繁荣时代。樊树志是上述历史过程的完整经历者。

“文革”结束后，樊树志接手了由陈守实开创、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土地关系史”课程，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一书。书中一方面吸收中外学者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展现了樊树志这一阶段个人的原创性研究，这主要集中在明清部分。在两章长达200余页的篇幅中，樊树志将明清时期的土地关系放在国家土地管理体制、人口耕地关系、赋役体系的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商业化的复杂背景下综合考察，并重点对明清时期新出现的“一田二主”现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土地关系史的研究围绕所有制的理论争辩及均田制等“国家土地制度”展开，对年代近、材料丰富的明清土地关系反而讨论不多，至于“一田二主”这类难以在阶级斗争分析框架下定位的历史现象更被有意回避。相形之下，樊树志的研究显然远为开阔、全面，在很多问题上均具开创性。

毋庸讳言，“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在樊树志的学术生涯中仍是一个过渡期，旧的研究和写作模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依旧存在。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樊树志仍高频度地使用“封建”一词指称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在书名中使用该词，其整体分析框架也未摆脱“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分期的模式，以及将中国历史置于“五种社会形态”框架下分析的传统思路。但樊树志此时已经认识到以“封建”对译“Feudal System”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在稍晚开展的江南市镇研究中，即不再使用这一术语，后来在《国史概要》中，更严格依照“封建”在中国文献中的本义将之仅用于西周到春秋时代。就笔者所见，这是1949年以来首部突破传统模式，不再公式化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大学中国史教材。

同时期樊树志学术视野和治学理念转变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对于海外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学习。《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已经积极吸收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他的江南市镇研究也缘于对海外学界的关注。1980年前后，他已经关注到施坚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和城镇体系的著述，并受到其深刻影响。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通道的打开，森正夫等知名日本明清史学者多次到访复旦并在江南地区开展田野工作，樊树志是主要的国内接待者。1986年6月至12月，樊树志作为交流学者到日本关西大学访问，这些活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从侧面推动了日本的江南区域史研究。

1981年以来，樊树志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陆续发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于1990年正式出版。这是一部高度实证化的史学著作，在细致爬梳江南各地的地方志，包括大批稀见的市镇志的基础上，描绘了江南市镇体系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书中完善了由傅衣凌提出的“专业市镇”研究范式，樊树志敏锐地注意到，市镇“专业”特色背后，是由市场扩张带来的手工业专业化生产和地域分工，这种分工格局又将整个区域经济联结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这样的认识与同期国内学者的“市场发展论”研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后者也关注明清商业和长途贸易的扩张，但仍是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意识出发，樊树志则较早跳出了生产关系更迭、“发展或停滞”两分的问题意识，以乡村城市化、区域市场的结构与功能作为论证重心，初步实现了明清经济史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的转型。这与他积极学习和吸纳海外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研究中较早打开眼界是分不开的。

在近三十年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中，樊树志经历、见证了中国史学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僵化走向多元的过程，其间他个人的治学理念与特色也逐步形成。以实证作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和出发点，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同时不放弃宏观理论层面的探讨，敏于思考长时段、全局性的历史问题，这正是樊树志史学的主要特点。在此后他的晚明史研究中，这一风格展现得更为突出，且更具有自觉性。

樊树志代表作

三、返归晚明史：樊树志的学术转向与历史写作

1990年代以来，国内明清史学科逐步多元化，社会经济史不再一家独大，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复兴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学者们广泛借鉴和吸纳各类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使明清史研究真正展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历史人物传记在一段时期内受到社会公众和图书市场的欢迎，而以《万历十五年》为代表的普及型历史著作也令学界耳目一新，并引发了关于历史写作模式的广泛思考和讨论。樊树志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向，与此有着密切联系。

1990年代，应人民出版社之邀，樊树志为该社的“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撰写了《万历传》和《崇祯传》，他的研究方向从此由社会经济史转向了晚明史。2003年，两卷本《晚明史》出版。2008年退休后，樊树志老骥伏枥，以“每天工作五个小时，连节假日也不例外”的坚持不懈，“广泛涉猎史料，重新构思”，最终撰成五卷本、二百万字篇幅的《重写晚明史》。这些著作在学术界及公众读者中均产生了巨大反响，已有众多书评介绍和评述。本文仍以樊树志治学的理念、方法和著述风格为重点，对于前人已详论的问题略作撮述，前人论述有未尽之点，则稍加申论。

从《万历传》开始，樊树志就发展出一种醒目的、独具特色的叙事史写作风格。范金民高度评价两卷本《晚明史》“以叙事方法，用优美的文笔，流畅的语言，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这一写作风格是樊树志反思以社会经济史为代表的新史学日益趋向深奥、抽象、枯燥，尝试回到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并在历史写作中结合深度与趣味、分析与描述的结果。他主张，历史著作不应“刻板沉闷，令人望而生畏”，而要“生动活泼”，“注重情节、对话，注重形象、具体，使一般读者能轻松自如地读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新世纪以来，樊树志还积极在各种文化类报刊上发表随笔、札记，尝试更加靠近社会公众的写作。文章多聚焦于明代各阶层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后来相继结集成书，成为樊树志晚明史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对可读性的追求不意味着放弃学术准则，讲述不等于虚构，“生动活泼”尤其不是戏说。樊树志多次强调史料依据在历史写作中的基础地位，出现在他著作和随笔中的“情节、对话”全都有史料可凭，而且，由于晚明史料众所周知的纷繁芜杂，他还强调对于这些记载必须首先进行考订、辨析和取舍。在这一点上，他与旧学背景浓厚的陈守实仍是高度一致的，反映了不同时代学者对于历史研究基本原则的共识。樊树志还进一步倡导“心理分析方法”，其实质仍是史料解读问题，要求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从个体思想情感、立场动机、利益诉求等方面，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或活动。这种尝试在樊树志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每每结合生动的叙事和极具张力的笔法，从官私文献的堂皇记载中拈出幽微之处，在学术和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双重的成功。

在强调贴近公众、雅俗共赏的写作的同时，樊树志没有放弃对于宏观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旗帜鲜明地倡导“宏大叙事”的价值。两卷本《晚明史》以“‘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作为导论的标题，初步提出随着16世纪的早期“全球化”，中国历史的进程面临深刻变化的观点。2004年，樊树志在《解放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命题，并在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中作了全面论述。这一学说一方面与人们熟悉的“晚清大变局”说对话，提醒人们重视历史进程的延续和动态性质，避免对于前近代“停滞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若与“资本主义萌芽”等传统的“晚明变迁”论比较，“大变局”说又胜在不再单纯从内在变迁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更多地强调外来的、“全球化”的影响。就此而言，他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倡导明清史研究的全球史观的学者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在樊树志这里，“全球化”“大变局”并不是一种对于进步的夸耀，而是背景和反衬。他晚明史研究的重心始终在于政治史，“大变局”史观的背后，潜藏着他对于晚明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论思考。理解这一点，才能读懂《晚明史》和《重写晚明史》的结构和篇章设计：一方面，中国已经卷入世界潮流，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充满了机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影响“并没有改变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没有得到他们的“重视与珍惜”，“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忙于‘窝里斗’，白白地坐失良机”。对专制政治的黑暗、颟顸及其历史失败的批判性分析，对其历史影响的反思，正是贯穿樊树志晚明史研究的核心主题。这不但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在他普及性的历史写作中展现出来。对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讲述，并非单单着眼于个体的故事，而是蕴含着深切的历史关怀，富有镜鉴意义。史学的魅力和优势之一，正是通过叙述人类的遭遇来昭示人类的发展历程，这或许也正是樊树志“宏大叙事”主张的要义所在。

从陈守实到樊树志，复旦大学的明清史研究已经走过大半个世纪的光阴。前辈学人治学既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也在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中彰显出自身的个性与特色。今天复旦明清史研究的学科队伍远较当年庞大，在方法、问题意识上既日渐多元，研究领域更日益细分化、专门化，而重视史料实证、保持关注探讨前沿理论问题则是一以贯之的学风特点。惟在多元化和专门化的大趋势下，如何传承和发扬前辈学人开创的道路，继续追索和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当是站在建系百年的时间点上，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