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英]托尼本尼特著，段吉方 / 陈静 / 陈王青 / 肖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128.00元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院荣休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和博物馆研究。他的代表著作之一《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1995；段吉方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虽然出版于三十年前，但在今天的“新博物馆学”研究中仍然没有过时，他的研究主旨、视角和方法论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尼特在本书的导言中说：“本研究以博物馆为中心展开。的确，本书的目标或部分目标，是为现代公共博物馆提供一个聚焦政治的谱系学研究。我说的‘谱系学’是指描述博物馆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从而有助于阐明博物馆政策和政治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将来的坐标关系。”（7页）这可以看作是对书名中在“博物馆的诞生”之后的“政治”的回应和阐释，而且是放在“聚焦”的位置上—— 以聚焦于政治的视角研究博物馆的诞生与发展，无疑说明他的博物馆研究极为重视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关于这一点，该书译者的阐述是：“在综合阐释博物馆文化理论以及运用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本尼特的博物馆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而重要的理论挑战，可以说是发表了一场与博物馆有关的现代文化政治的辩论，创造了一种‘博物馆文化政治学’。”（译者序，11页）我认为“与博物馆有关的现代文化政治的辩论”和“博物馆文化政治学”这样的概括很好，比较切合该书论述的内容与作者的研究主旨。博物馆研究中的“文化政治学”应该成为今天的“新博物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是我阅读本尼特这部著作的重要收获。
实际上，在博物馆学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否有“文化政治”这根弦，即便在看似随意的关于博物馆功能特征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博物馆研究》的主编里安农马森（Rhiannon Mason）在说了博物馆是一个汇集历史文化遗产因此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地域文化经济复兴中“文化品牌”的引擎、贵族文化收藏的展示之地、日常现实文化的展览和陈列之所、参观者及社区与公众文化互动之地之后，接着就说博物馆也是一个呈现身份争议、艰难历史、棘手的身份政治问题和敏感的历史事件（如大屠杀、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等历史留存之所（参见“译者序”，2页）。在我们有关博物馆描述文本的阅读经验中，无论是专业性或者是大众文化性质的，有关政治性、争议性的功能特征往往是被隐匿的。在这种研究语境与阅读语境中，有意的视差造成的盲区使“与博物馆有关的现代文化政治的辩论”无法展开，只有地域文化经济复兴中“文化品牌”的引擎轰天而鸣。
应该看到的是，在本尼特教授长期以来的文学、文化研究和博物馆研究中，一直保持有对政治性问题的关注和敏锐的政治问题意识。这种研究者语境在他的另外两本代表性著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Formalism and Marxism，1979）和《文学之外》（Outside Literature，1990）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他强调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概论都应该重新回到政治思考的领域，这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文艺学研究的根本性缺陷很有借鉴意义。另外，他撰写的许多论文都有鲜明的政治性关怀，如《“流行”和流行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popular’and popular culture，1986）、《艺术与理论：隐形政治》（Art and Theory：The Politics of the Invisible，1996）和《博物馆的政治理性》（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museum，2009）等。其实国内读者对于本尼特的文化政治理论应该也并不陌生，他的《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强东红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就收入了《博物馆的政治理性》一文。本尼特在后现代思想语境中与各种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力图建立一种强调实践批判意识的文化政治理论，在我看来这对当时国内文化研究学界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但是可能由于研究语境的变化，这种影响似乎并未取得什么进展，而是很快被强调文化崛起意识的理论话术趋势所遮蔽。
在为《博物馆的诞生》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本尼特首先就谈到该书首先起源于1980年代晚期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有关当代博物馆实践的政治辩论之中。当时在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庆典和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筹备过程中出现许多政治性争议问题，激发本尼特撰写了《出于何种过去》和《塑造未来之物：1988年世博会》这两篇论文。在这篇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坦诚地对于《出于何种过去》（本书的第二部分“政策与政治”中的一章）的缺憾作了自我反思：虽然这一章是本书中最为直接地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博物馆政治大讨论的内容，聚焦于早期博物馆如何重新解读澳大利亚历史的表征展品从而更好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问题，但是在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对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批评方面着墨太少。实际上当时原住民的批评提出了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挑战的不只是博物馆实践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方面，而是原有的博物馆这一形式的整个历史，赤裸裸地批判了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原住民的批评都使当今批评界认识到，博物馆系统的运作从一开始就被其与大都会权力和殖民地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塑造，而且在殖民地区域，也被其与殖民力量的关系、对原住民的掠夺和其从属的多种形式的僵化治理所塑造。”（中文版序，7页）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认为仅仅揭示博物馆机构如何通过展览为种族主义政治服务是不够的，更应该同时展示出被殖民化的一方是如何反抗这种殖民政治统治的。本尼特说在他后来的著作《超越记忆的过去：进化、博物馆、殖民主义》（Pasts Beyond Memory：Evolution， Museums， Colonialism，2004，London）中继续研究了这些问题，修正和补充了在《博物馆的诞生》中的论述视角。这种修正主要表现在“将博物馆规训中的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在不同国家的进化处理方式差异化”和博物馆及其他公共机构如何对被种族化的团体施加权力的形式。前者聚焦于英国博物馆的具体国情背景，后者针对的是博物馆在种族歧视的政治统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7-9页）。
从“博物馆的诞生”这个议题来说，本尼特把博物馆放置于“展览综合体”的概念与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进行比较考察，在这个“展览综合体”中与博物馆的诞生构成重要参考点的是四类机构：监狱、伴随公共博物馆发展的其他公民教育机构、国际博览会（即世博会）和流动集市。“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对博物馆和监狱进行的一系列对比。”（中文版序，2页）把博物馆与监狱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当代博物馆、美术馆叙事中恐怕很少出现，但这正是本尼特这部著作非常关注的维度。在这里当然非常明显地凸显出福柯关于监狱、权力、规训等理论的深刻影响。“在福柯著名的对惩罚新逻辑发展的分析中，监狱在19世纪的概念中是教化的场所，惩罚的场景用来展示君主权力从公共景观中的消失（Foucault，1977）。取而代之的是，惩罚更多地在监狱封闭的高墙中进行，成为通过运用规训权力的新技术来改造罪犯的途径。”（同上，2-3页）那么，在本尼特看来，“如果惩罚从公共领域转移到了公众无法触及的封闭空间，那么，公共博物馆则代表了一种反方向的转变：远离了早期皇家和贵族收藏的社会限制性和封闭领域，小心翼翼地面向初尝民主的普通民众开放。尽管公共博物馆在对普通民众的开放性和对景观功能的重置方面与监狱有差异，但二者都是规训权力的实施形式。采取各种技术——关于得体举止的规定和禁令、保安和引导员的使用——监督更广泛公众的行为，避免由于让不受限制的公众自由进入博物馆，可能使他们暴露在不得体的行为形式中，进而减损文明的影响力。同时，从其他机构中借鉴的行为规范方式也补充了这些规训技术。像公园一样，博物馆也是工人阶级参观者通过与中产阶级一起活动学习更好的公共礼仪——在公共情境下更加文明的举止方式——的场所。”（同上，3页）这个行为的规训问题当然与监狱的惩罚性行为规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过去在我们的博物馆、美术馆是否应该免费开放的争议中也有过性质有点类似的讨论，只是不会出现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身份概念及行为的联系，而是以“公众”笼统概括之。
在这里还应该继续思考的是，我们通常只是把博物馆的管理规定视作“文明礼仪”而不是阶级规训的问题。本尼特指出，博物馆明确地把大众的身体作为改革对象，通过多种多样的常规和技术，转变身体行为规范，例如禁止饮食、禁止触摸展品和经常指定或至少建议应该穿什么、不能穿什么等。作者说虽然形式上是自由和开放的，但实际上达到了潜藏的歧视和排斥目的（121页）。如果从培养文明举止的角度来看，即便是歧视和排斥看来也是必须的，但是作为一种在权力压迫下的规训的性质仍然不可否认。
但是与这种行为、礼仪的规训功能相比，博物馆更为重要的权力规训表现在作为某种无害的知识生产、价值观输出、主流文化认同表象的塑造等方面，这也是本尼特在书中特别强调的“博物馆的诞生”过程中的功能特征——虽然在这里的表述更多出自我们自己的经验。本尼特说，“通过将表征的新制度作为展览综合体产生的真理政治这个切入点，我发现了博物馆与监狱的另一差异。博物馆相关的真理体系的设置与福柯的监狱群岛中占支配地位的心理学科迥然不同。心理学科个人化导向的实施目的是使犯规者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改变。相比之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支配博物馆和国际博览会的展览规训旨在‘表征一个类型及其在发展次序中的位置，以展示给公众’。……如果其结果是博物馆作为‘现代性的机器’而存在，那么其政治影响力在于它赋予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人群在现代性时间轴中的不同地位”（同上，4-5页）。通过在展览中表述和向公众灌输的“真理政治”，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这样的博物馆功能特征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总而言之，博物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有关知识-权力关系的产生、实践、斗争及其发展变化的场所。人们在当代文化中的那种大规模扩展的展览综合体——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空间、景区展示中心、商业艺术展示、游乐场电光秀等——漩涡中，尤其是在今天极为普遍的“沉浸式展示体验”中，容易忘却的正是混杂在新的视觉展示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对人的塑造。
但是，把福柯的监狱-监视-权力规训理论作为博物馆的“展览综合体”理论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忽视或抹杀在博物馆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发出的民主政治要求及其意义，虽然在各种来自“人民”和“民主”要求的呼声中也包含了各种取向的民粹主义（如本尼特提到的通常与露天博物馆相关的“浪漫民粹主义”等）。在“导言”的注释部分，作者谈到了民主化与博物馆的关系，这是可能容易被读者忽视的：“除了短暂的革命时期，19世纪法国公共博物馆发展的动力通常来自国家或政府策略，而不是基于实践民主原则的目的本身。但是，这不会妨碍人们将公共博物馆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作为大体相关的现象进行回顾性解读。或许，类似解读中最充满激情的是T.R.亚当斯在1939年所做的。亚当斯认为，博物馆理想和政治民主化紧密联系，没有其中一个，几乎不能想象另一个的发展与繁荣。‘中等城市博物馆的兴盛，’亚当斯说道，‘可以看作全面民主的标志。’”（16页）对于认识和思考博物馆发展动力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维度：究竟是来自国家政治策略还是来自实践民主原则的要求；而在思考区域的政治民主化议题的时候，公共博物馆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视角。这也符合我们在考察城市文化的时候有过经验：当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发展状况的确与某种民主化水平相关连。
以观看行为为中心的博物馆机构实际上的确是公共观看行为的历史产物，这里的公共性最初起源于权力对人民进行规训的需要。本尼特引述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和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983）的研究，说明在十七世纪的宫廷化装舞会、芭蕾舞、剧院和音乐表演成为权力的精妙表演，首先关注的是在宫廷社交圈展示和赞美王权，其次才是面向民众的展示和赞美。“对普罗大众来说。他们的主要角色就是充当外在于权力的旁观者，特别是世俗形式的权力。……从人民与各种高雅文化形式的关系来看，人民只是权力招摇过市的目击者。”（25页）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权力的招摇过市与只是作为目击者的人民尚未从历史上消失，但是“人民与各种高雅文化形式的关系”也的确与时俱进了，各种“打卡”文化遍地流传就是很好的证明。于是，“19世纪改革家通常以高雅文化实践为手段实现多重目标：作为酗酒者的解酒药，作为暴乱的替代品，或是作为提升民众道德文明程度的工具。虽然高雅文化的这些用途往往与资产阶级的目的不可分割，但它们的多样性与早期高雅文化作为统治者展示和传播权力的唯一目的还是迥然不同的”（26页）。说到“作为暴乱的替代品”，本尼特在前面谈到博物馆可以帮助政府预防暴动的时候，在注释中讲了发生在曼彻斯特的一个案例：警察局局长说服市长，“在工人阶级被紧急邀请参加宪章派会议的时段，向他们开放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和城市其他机构”，因而阻止了一次宪章派会议演变为“工人阶级的所谓示威”的事件（69页）。这是在博物馆的诞生史上很生动的一个“聚焦政治”的案例，让工人上街还是让他们免费进博物馆，曼彻斯特的统治者哪有拎不清的道理。
其实，真正重要的当然不是临时转移工人阶级的兴趣的问题，而在于通过以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高雅文化的容纳姿态、优美环境与展品吸引力以及展览的文本修辞转化人民的感受和立场，“让人民认同权力，认为权力即使不直接属于他们，至少也是间接的，这是一种通过社会统治阶层管理和引导但却是为了全体利益的权力……”（82页）本尼特已经把话说得太清楚了，他对十九世纪博览会的细致研究使其对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分析得更为深刻：“这种权力被谄媚克制，它在权力运作中赋予人民一个位置，人民因而与权力身处同一边：这种权力把人民放在自己身后，诱惑人民成为其共谋，而不是胁迫他们服从。这种权力不是在国家之内区分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而是像帝国主义的很多修辞一样，区分的是国家和他者，即区分‘不开化的’民族，国家权力的效果针对的是他者，其力度和戏剧性如同绞刑架所显示的那样。换言之，这是一种旨在通过表征他者而不是通过任何规训功能实现的修辞效果。”（同上）更为明确和尖锐的是，他指出“博物馆不再体现权力使人臣服的陌生性和强制性原则，而是把人民称为公众、公民，把他们作为表征的主人翁放在权力的这一边，诱使普罗大众与权力合谋”（115页）。由此也可以看到，以博物馆学为中心切入的文化政治学研究的确可以为政治学理论中的权力学说增添新的研究视角和论证途径：在这里已经可以引申出关于民众中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的来源的思考。
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博物馆展览所产生的认同规训中当然也会产生改革现实、推动变革的要求，而且更会在物质生活的改善方面产生舆情作用。在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相关的事例也是有的。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恢复的“广交会”期间，生活用品的展品总是会吸引即便只能间接了解到的广大市民的关注。本尼特则以伦敦首届世博会为例来讲述了这个故事。这届世博会资助了一项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的建筑工程展示，在后来的世博会上发展成改善健康、卫生、教育和福利领域社会条件的复杂工程，给人民开出了一张进步引擎会使广大群众受益的期票，即便最终发现这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永久期票。就如罗伯特赖德尔（Robert Rydell） 所言，来自博览会的进步修辞“被翻译成对未来的乌托邦陈述”，承诺了社会焦虑的即刻消散，承诺进步必定能够让利益普遍化。本尼特认为，博览会为官方文化提供了进入新兴大众文化的有力的桥头堡，其意识形态的影响通常更为深远，通过把意识形态的进步修辞植入大众娱乐之中，塑造和引领着发展中的大众文化（100-101页）。
非常重要的是，本尼特在福柯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博物馆的诞生中的“政治理性”。在这个福柯的术语中，揭示了政府的现代形态的发展可以在管理个人行为的新技术中找到痕迹——例如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而博物馆的诞生则是这种政府权力的“政治理性”向公共的、开放的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带来了呼吁改革的政治理性——呼吁博物馆兑现公共权力的原则，对所有人平等开放；同时要求博物馆恰当地代表不同阶层的大众文化和价值观。本尼特还细心地指出：“虽然很容易将这些要求看作是通过外部政治环境强加给博物馆的，但我会证明这些要求其实源自博物馆形式本身并由其产生，而且只有跟其内在动力相关联才有意义。”（109页）他说的外部政治环境当然包括了来自政府权力的意向和压力，也指向了公共社会中的舆情力量。“因为在实践中，公共博物馆塑造的表征原则被各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劫持：它性别化的排斥特征其实是一种性别歧视：把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放在人类进化的最底部，则是一种种族歧视，进步的资本主义修辞表达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118页）虽然相比过去的专制主义和神权政治的表征空间，当代博物馆声称根据普遍性原则讲述人类的故事，但是每一个专门的博物馆展览都可以被认为是不公平、不完整或不恰当的。总而言之，“通过修辞性地把无差别化的公民吸收到来自自我的权力-知识关系中的表征方式，博物馆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自我规训的重要工具”（119页）。
在理论阐述的过程中，本尼特对具体案例的微观叙事体现了他对文化政治的敏锐感受和深刻的批判性。比如对比米什露天博物馆的研究就是从访客中心放映的短片开始，从两种旁白声音和文本（BBC式的主流旁白与当地人口音的旁白）中揭示了主流文化被赋予的权威性，以及区域文化所体现的地方经验与“人民性”如何表达着主流文化所要求和所想象的“人民的声音”——那种乐呵呵的、有干劲的、勤劳勇敢的声音。就这样，录像带放映为参观者进入博物馆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通过主流文化破裂的窥视镜看到英格兰东北地区的“人民”，也看到他们自己（133-134页）。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模式“显示了博物馆体现（甚至可以说是致力于此）了一种体制化的健忘症模式。比如，很难发现任何地区劳工和工会运动史的材料，英格兰东北女性在争取选举权和女权运动中的活动则完全未被提及。简而言之，经过比米什复原的当地人很像是没有政治观念的人民”（135页）。对于这种体制化的健忘症，在各种语境中的观众也并不陌生。其实，让当地人看起来“很像是没有政治观念的人民”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让他们看起来很像是充满了政治观念的人民。前面说的录像带短片中的当地人不就是这样吗？
本尼特也举了一个真正体现了博物馆的正当政治性的例子。格拉斯哥人民宫自1898年以来一直由一家公司管理，它拥有历史悠久的市政社会主义传统。作为城市历史博物馆，它同时展现了普通人的历史、现实生活和他们的政治传统。它没有采用训导说教的方式，而是将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政治方式联系起来，以此暗示过去和现在之间一直存在的政治斗争。展品中有老式烟草店和电影院门厅、当地印刷社的历史、反映住房条件发展的房屋内部细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当地罢工的照片、一个当地艺术家创作的有关1984年矿工罢工的始末、印着女性参政言论的扑克牌、对三十年代失业者集会的报道、对当地足球英雄的致敬……“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并置一处，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从而传达出一种激进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产生于并渗透到普通格拉斯哥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这种政治文化在博物馆的意识形态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人民宫，‘人民’并没有被贬低到‘如画’的水平。相反，是普通的格拉斯哥人——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提供了人性的规范，这一点在博物馆中含蓄地被正视。”（153页）不应把人民贬低到“如画”的水平，这话说得太精准也太深刻了。
由此想到的是，格拉斯哥人民宫和比米什露天博物馆应该成为博物馆学研究中的“文化政治学”的正面和负面案例，甚至可以作为辨别某些博物馆的“政治理性”的真实面目的检验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