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路 实习生沈伊君 发自纽约



　　在全球可持续议题的喧嚣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少数能将“文明的命运”与“企业的选择”放在同一张地图上思考的人。当这位《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谈论气候、企业与领导力时，你会发现他始终在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究竟有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能持久地活下去。

　　企业的觉醒，理性算账之后的“道德转身”

　　戴蒙德坦言，今天的企业世界正经历一种深刻的自我革命。二十年前，他会说“跨国公司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力量”。如今，他发现，事态在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发现，长久来看，认真对待环境问题能让他们赚得更多。”

　　戴蒙德讲述在新几内亚与雪佛龙相遇的故事。一个油田被管理得像国家公园般。从雪佛龙的回应，他意识到，如果油田搞得一团糟，“没人再签合约。”

　　这句“算计”让戴蒙德眼神一亮。他认为，这恰是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当长远理性与道德选择在同一条曲线上时，文明才会真正进化。沃尔玛节省燃料的电动卡车、联合利华坚持可持续渔业采购，背后都是同一种逻辑。环境不再是成本，而是竞争力。

　　企业的自利与地球的自救，在同一个坐标系内相遇。

　　领导力的本质：决定命运的是“裁量权”

　　写下《剧变》等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著作、现年88岁的戴蒙德最新的研究课题是“领导力”。他并不相信领导者能凭个人意志改变一切。他提出一个关键词——Discretion（裁量权）。领导者的价值，不在于他们多聪明，而在于他们是否拥有真正能“改变事情”的空间。

　　他举例称，战争时期的丘吉尔与罗斯福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和平年代的政治家往往被制度困住。香水公司的CEO能凭决策判断，带领品牌成功，铁路公司或电力公司CEO却几乎只能在既定轨道上小幅调整。

　　有些行业，领导者是作者。有些行业，他们只是注释者。

　　戴蒙德将这种结构性的现实推演到极致。他甚至分析大学体育队的教练为何收入最高，因为他们在制度内拥有最大的自由度。他不相信奇迹式的个人救世，而相信那些能在有限边界中做出最大改变的人。他们未必轰动，却能让文明的轨迹，轻微偏转。

　　历史的回声，崩溃的逻辑古今相似

　　当被问到文明要如何避免崩溃时，戴蒙德用比喻作答：

　　“如果一对夫妻问我幸福婚姻的秘诀，那他们很快就会离婚。因为要幸福，你必须同时做对三十七件事。”

　　国家与文明也是如此。他指出，一个社会要避免崩溃，必须同时做到三件事：管理好环境、维护对外关系、在内部群体之间达成共识。

　　这场对话的结尾，戴蒙德用他一贯温和的语调表示，中国是个有趣且非常重要的国家，“有了不起的文字系统，是世界农业最早的中心之一。驯化了水稻、水牛和猪。” 戴蒙德特别提到中国在环境治理和区域关系上“总体上做得不错”。

　　从企业到国家，他始终在回答一个问题：人类能否在看似理性的短期利益中，保持长远的清醒。

　　他笔下的世界，略显枯燥，但展现出一次次的权衡和博弈：经济与环境、权力与制度。他提醒我们，我们无法避免结构性的限制，却能在每一次选择中，重新定义何为理性。

　　当企业的利润逻辑、领导者的决策逻辑、乃至文明的生存逻辑，都学会在“长远”这一维度上重新计量，也许我们才能真正进入一个不以崩溃为代价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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