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4-26日，作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以“历史书写的传统与新可能性”为主题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召开。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是一个有着深厚沉淀的传统研究方向，也是复旦历史学系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特色的重要方向之一。步入新世纪，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多新的进展，也遇到了不少新的挑战。在AI技术蓬勃兴起的今天，新技术、新生态将对历史研究造成什么影响，也是史学理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次会议齐集国内外30余位专家、学者，聚焦传统历史书写与历史意识、史学与现代社会、中西史学思维比较、AI与历史学的新可能性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现场
在传统历史书写与历史意识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以《政治的意义与政治史研究的前景》为题，呼吁政治史的回归。他指出政治史分两类：传统“高层政治精英史”与专业化后的“领域化政治史”，后者近半个世纪遇困，因现实政治口碑差（如美英政治争议、中国青年政治冷漠等）及自身创新不足、受新兴领域挤压。中国政治史虽占核心期刊发文40%，但学者危机感强。政治史的困境或可从三方面突破：借鉴多学科理解“政治”（如中国“政”“治”分论、欧美“国家中心”“权力中心”两脉络）；探索多元路径（日常政治史、政治经济史等）；跨领域合作（如全球史视角研究民主扩散）。最后强调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脊柱”，需重视其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教授作了题为《司马迁的夏代史书写及其渊源》的报告，结合新出文献与研究成果，探讨《史记》中夏史书写的渊源及可信度。汉代司马迁等人著古史时，一手史料有限，需在矛盾的战国文献中别裁并凸显解读立场，部分内容未必是先秦通识。《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划定夏代年代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西周初年“殷革夏命”已是共识，清华简相关文献也印证“夏”为商前朝代。《史记・夏本纪》是了解夏史的核心文献，其世系被断代工程采用，与《世本》有关联，但《世本》《竹书纪年》原貌难考，夏史世系渊源及反映实际情况的程度待探。他从以商推夏逻辑、夏初史实纠葛等方面分析，指出《夏本纪》世系受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影响，如羿浞代夏等史事未载、孔甲形象被重塑，且东周人对夏史有大量构建整合。郭永秉指出应将《夏本纪》视为战国晚期至西汉的上古史观，重视其“层累性”与生成过程，这是研究夏史文献的基本立场。
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教授
德国汉堡大学傅敏怡（Friedrich Michael）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古代史与出土文献》，旨在探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差异、相关研究方法及需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出土文献多为随葬品或习字残片，与经传承、修订的传世文献性质不同，存在错字、残缺等情况，不可直接等同于“更优古本”。研究中需警惕过度依赖出土文献否定传世文献，如清华简、郭店简相关争议中，部分观点因忽视文献生成背景（如抄写目的、文本性质）导致误判。报告还讨论了文献传承中的“口传与书写”问题，认为中国古代文本传承以书写为核心，口传为辅助，反对将西方“口述传统”理论直接套用；强调需结合考古背景（如墓葬信息）、文本功能（如随葬目的）分析出土文献，避免脱离语境的解读。
德国汉堡大学傅敏怡（Friedrich Michael）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的报告《“程马问难”与“魏征易主”：试论“明君贤臣”黑历史的书法》，聚焦宋人对“魏征易主”的讨论与书写，核心围绕明君贤臣“黑历史”与儒家义理的矛盾展开。唐太宗弑兄篡位却成明君，魏征先事太子建成、后投太宗终为贤臣，这种“不一致”在宋代儒学复兴背景下引发广泛争论。“程马问难”中，程颐从义理出发，认为魏征事仇有罪，且与管仲易主性质不同；司马光则以管仲为比，主张魏征功可掩过。后续史书书写呈现分歧：《资治通鉴》通过调整系年、补充细节，弱化魏征“易主”的道德瑕疵；范祖禹《唐鉴》全盘采纳程颐观点，严斥魏征“事雠”害义；《通鉴纲目》兼收异说，未明确定论。南宋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提出新解，认为魏征忠诚对象是唐高祖，与建成仅为上下级关系，不存在“事仇”问题。这一观点被后世继承，至明清，程颐的义理辨析被抛弃，司马光的事功视角回归主流，反映出“忠”的内涵逐渐扁平化，皇帝成为忠君唯一对象的思想变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姜鹏副教授的报告《再谈“合本子注”与中古史注之关系——从概念出发》，则重新关注了陈寅恪“‘合本子注’影响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中古史注”说的争议，试图从概念辨析与学术史溯源切入解决分歧。论文先梳理研究史，指出梁启超“合本”指整合佛典“小本”成足本，源自彦琮“合经”；吕澂“会译”为同经异译分段并列，而陈寅恪“合本”侧重子母本对勘，后提出“合本子注”，强调其为平行可替换文本的子母呈现，区别于传统注疏与“集解”。进而将“合本子注”纳入中国学术史，追溯“本”的校勘学渊源至西汉，分析早期文献异文保存方式，并对比东汉郑玄《三礼注》等，指出本土经学已有高阶校勘注释方法，质疑中古史注必受佛典“合本子注”影响的观点，认为需从本土学术传统重审二者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姜鹏副教授
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副教授安度《宋代的史家与占卜者：洪迈与命运的书写》聚焦宋代“命”的观念与历史书写的关联。报告指出，宋代军事失利与社会动荡引发士大夫对“命运”的深入思考，形成两种分析路径：历史家与哲学家的回顾式因果探寻，以及借助征兆、图谶等的前瞻式预测。报告以洪迈《夷坚志》等笔记文献为核心，探讨宋代“命”的多元内涵：欧阳修主张“文道合一”，司马光强调记录人事兴衰，朱熹认为命兼具固定性与可变性，呈现公共言论与私人指引的差异。同时，宋代流行的占卜术通过卦象、图片等神秘符号解读命运，虽预测性有限，却成为士大夫补充历史因果、探寻规律的工具。
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副教授安度《宋代的史家与占卜者：洪迈与命运的书写》
除了以上这些传统话题外，本次会议也出现了一些主题新颖的报告内容，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以“声音景观”为核心概念，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探讨民歌如何承载历史记忆与塑造地方意象，作了《声音景观与历史记忆：民歌与地方意象构建》的主题报告。张晓虹教授首先介绍了“声音景观”概念，其由加拿大学者提出，涵盖语言、自然声等，分基调声、标志性声、符号性声，与地理学“地方”（区位、场所、地方感）紧密关联，核心是研究声音背后的政治、文化等关系。其次梳理民间叙事，以比利时神父彭松寿（1908-1930年在西北传教）的民歌调查为切入点，指出其记录的《鄂尔多斯南部民歌》早于中国学者相关工作，含“走西口”“包头水灾”等地方事件，且民歌在晋陕绥远地区传播时，存在文本不确定性。最后以陕北民歌为例分析传播与演变：早期陕北民歌多叙地方事与爱情，中央红军到达后，经知识分子整理（如1944年《陕北民歌选》），融入革命元素；《东方红》从“白马调”经即兴创作、改编，逐步从地方民歌升为革命颂歌，伴随中国革命传播，成为国家符号，体现民歌从“风”到“雅”再到“颂”的转变，反映地方与革命记忆的融合。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章益国教授的报告，都比较关注史学史在现代社会、现代学术史中的诞生情况与发张状态。
章清教授的发言核心围绕“中国史学史为何难产”展开。他指出，民国时期史学梳理多以派别为核心，受西洋科学方法、新史观等西方因素主导，关键影响要素为新材料与新史观。史学史作为专史缺位，与传统史学书写困境、近代学科转型相关。传统史学涵盖范围模糊，近代史学专业化虽拓展了领地，却因中西汇通导致边界不清、学科定位难定。同时，新式教育下史学教科书编写需解决分期、内容取舍等新问题，形成知识生产新形态。晚清民国面临中史与西史、古史与今史、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三重分歧，新旧史学界定争议大，学者难以打通古今，早期相关著作多回避晚清民国段。他强调，只有理清新旧史学的差异，结合术语、教育架构等现代学科要素，才能解决史学史书写难题，实现古今贯通的梳理。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
张越教授《探寻史学史书写的新可能性》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历经民国初步发展与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阶段，形成三大核心领域，但当前面临书写模式革新的迫切需求。民国时期史学史研究多呈“要籍解题”特征，金毓黻侧重史籍与编纂实践，蒙文通聚焦史学思想，凸显早期研究中史学编纂与史学观念的路径分歧。改革开放后“史学—社会—时代”模式虽拓宽视野，却忽视史学内在逻辑与学术形态，存在研究僵化问题。2010年代后，学科进入转型关键期，非史学史专业学者的跨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未来需强化史学理论建构意识，打破中外史学研究壁垒，纳入世界史、考古学、公众史学等新领域，同时倡导实质性学术批评，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探索书写新路径，实现史学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
章益国教授《论史学史的辉格写作》指出，史学史学科正面临显著危机，学科声誉受兄弟学科挤压，关键概念多源于外部，部分学者回避史学史研究身份。危机核心在于“辉格写作”模式，表现为目的论与进步史观主导、以今度古、英雄史诗式叙述、忽视历史情境等，导致研究同质化、缺乏新见。其成因包括学术评价“以量取胜”、杰出人才流失、学科内“银发统治”等社会因素，且现代学术对名词的侧重，使得古代重要的形容词类概念、“无表现”“无观点”等现象被忽视。报告亦提出了可能的出路：将史学史置于学术史与社会史背景考察，打破内史与外史界限；加强史学理论学习，消除学科隔阂。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章益国教授
本次会议的宗旨，除了希望加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之外，也试图推动东西方史学思维的沟通与比较，并加强国际合作。多位海内外学者从各自角度讨论了中西方史学思维的相互理解。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闵道安教授《重读中国史学史：外国视角下的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理路》以外国视角解读中国史学史与思想脉络，核心围绕吕森的历史思想模式理论展开。报告指出，历史思想可分为传统型、典范型、生成型三阶段，分别对应“追溯本源”“以史为鉴”“强调演进”的核心诉求，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报告梳理中国史学关键节点：起源上，认为史学与诗歌、经典密切相关，《诗经》《尚书》蕴含早期史学特质；主叙事演变中，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体现从通史到断代史的转变，背后是宇宙论与历史观的差异；宋代史学呈现多重创新，编年体通史兴起，“心术”成为重要叙事视角，历史小说等新形式涌现；明清时期“公论”观念凸显，私史补正史的思想盛行。关于史学现代化，报告提出三阶段划分：18-19世纪受乾嘉史学影响，20世纪初受日本及西方史学冲击，后续逐渐形成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研究路径。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闵道安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的报告《全球知识史视角下的宋史书写：以法国宋史研究为例》，以“全球知识史”为核心视野，探讨当代史学变革背景下宋史研究的新可能，聚焦跨区域合作、术语翻译、材料使用与平台建设的演化。报告指出，“全球知识史”关注知识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流动与重构，打破单一学术传统局限，将研究嵌入多语种、多中心互动网络。宋史因独特文书制度、政治文化等，成为理解前现代国家的关键案例，近年中、日、美、法等学术传统交流，使其呈现多声部特征。其中，法国汉学提供独特路径，不依赖研究数量优势，而是通过方法论探索、术语翻译与合作机制推动宋代材料全球流动。以蓝克利为例，其在宋代财政史、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始终贯穿方法转换、材料跨语境解读与国际协作，为观察1990年代至今法国宋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网络的互动提供样本。报告并非回顾学派或范式，而是聚焦形成中的研究路径与问题结构，以微观“路径”透视当代史学问题生成，探索“全球知识史”的实践方法。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
复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人文研究中心法方主任、法国远东学院杜杰庸副教授以《如何叙述道统？宋代的学派构建和社会空间》为题，指出现代性催生了“客观历史”与“叙述化历史”的对立，而历史书写本身具有随时代演变的特性，对其语境与方法的反思是现代史学的重要可能性。报告以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互动为案例，强调应跳出后世固化的学派对立认知，回到二人所处的共同知识背景与士大夫实践中，重构其思想交流的鲜活场景。他提出理解“道统”等概念的两大方法论原则：还原至具体言说情境，依托总体可理解性框架。结合“历史性体制”等跨学科概念，分析宋代官方史学的功能与宋代人的时间观，指出宋代存在“过去对当下的优先性”，古今关系呈现绝对等级性。
复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人文研究中心法方主任、法国远东学院杜杰庸副教授
关于AI与历史研究新可能性的探讨，学者们的讨论与碰撞尤为激烈，我们将另撰专文总结。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学科研究方向，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史”并重的特色。前辈学者陈守实、周予同、耿淡如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在课程体系建设、教材编纂、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朱维铮、张广智等诸位先生接踵其后，耕耘不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空间。今天复旦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研究方向，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依然秉承前辈学者开拓的，将史学史与经学史、思想史乃至文化交流史相结合的传统，继续推陈出新。西方史学史方面，也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通史叙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2004年，由朱维铮教授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李弘祺教授联合召集的“21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名家云集，美国后现代史学理论代表海登怀特、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吕森都参加了本次会议，可谓盛况空前。这次会议的召开，见证了复旦历史学科的学脉赓续与薪火相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复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人文研究中心协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姜鹏副教授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