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农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变革。一方面，全球人口增长、世界军事冲突、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都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和农村贫困等相似的世界性问题，农业现代化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专家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传统农业史往往根据国别和制度属性将美国和墨西哥两国视为截然不同的模式，即美国代表以市场、资本和技术为驱动的正统西方现代化路径，而墨西哥则被视作以土地改革和社会实验为主的第三世界边缘案例。然而，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大学历史系的托雷C. 奥尔松（Tore C. Olsson）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美国南方与墨西哥的农业发展呈现出跨国互动的特征，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知识交流与制度借鉴关系，构成了所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的跨国对话网络”，也在他的笔下成为跨国农业史研究的重要案例。墨西哥革命（1910–1920）以“土地与自由”为核心口号，通过宪法与政策重构土地关系，建立印第安人村社（ejido）制度，实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社区自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New Deal）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通过《农业调整法案》、设立农场安全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政策改善农民生活、稳定农业生产。Olsson通过跨国档案和政策文件分析指出，美墨两国改革不仅在思想和制度上存在互动，美国改革者借鉴墨西哥印第安人村社制度的社区治理经验，墨西哥改革者也吸收了美国的农业技术与管理理念，同时这种跨国互动超越了单向输出，是知识、技术与社会实践的双向流动，体现出农业现代化知识和模式跨越国界交流的历史能动性。

美墨农业改革历史进程的跨国交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南部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墨西哥，这两个不同时间段、不同国家的农业和农村问题，过去鲜有历史学者加以比较，但是奥尔松却敏锐地发现这对极其相似的平行农业社会。如果将1877年至十九世纪末美国“新南方”时期农业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墨西哥农业革命相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在手段上前者是非暴力的而后者则引发了长期的墨西哥内战，但是两者的共同点却也十分惊人，即美国南方的白人自耕农与墨西哥的自耕农、佃农都面临着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型种植园经济不断挤压其生存空间的困境，并试图分别通过选举与武装斗争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农村经济不平等问题。尽管这两场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提出的社会愿景却深刻影响了两国后来的改革者。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南方大片土地仍集中在少数白人地主手中，尽管奴隶制废除后劳动力获得解放，但是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大量的小农和佃农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定价权完全被大种植园主和商人主导，自耕农的生活愈发艰难。在得克萨斯州，白人自耕农开始组织互助合作机构，如1878年的农民联盟。1890年，南方农民联盟和有色人种农民联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卡拉召开会议并形成了具有鲜明民粹主义精神的《奥卡拉诉求》（Ocala Demands），明确反对铁路公司和外资公司拥有土地。1892年，这些民粹主义者更是进一步成立了平民党（人民党）以参与政治进程，但是最终以1896年平民党-民主党联盟的总统候选人惨败而告终。虽然民粹主义运动失败了，但是该群体提出的南方农村问题却为罗斯福新政打下了前期的政治基础。

而在美国的南边，二十世纪初的墨西哥农村社会也呈现出典型的庄园（Hacienda）制度结构，即少数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多为佃农或无地农民，农村社会不平等问题严峻。这种社会结构导致农民对土地占有和社会正义的诉求日益强烈。墨西哥革命前夕，农村已经出现多起农民抗争与小规模武装起义，为1910年革命爆发积累了社会基础。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内部混战，墨西哥1917年宪法赋予国家干预土地的权力，为土地再分配和印第安人村社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印第安人村社制度允许农民在集体土地上拥有使用权，同时保障个人耕作权，形成集体所有与个体经营相结合的模式。村社制度不仅是经济安排，也承载了社会现代化理念，使农村社区成为知识、政治和技术实验的场所。地方知识在印第安人村社中起到关键作用，墨西哥农民对土地、水资源和作物的管理经验被纳入墨西哥政府的农业制度设计，农民通过合作社、农业协会等形式参与决策，形成自下而上的制度适应机制。

1929年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国农业产值下降、农民贫困加剧。美国政府通过《农业调整法案》稳定农产品价格，成立农场安全管理局改善贫困农民生活，授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罗斯福新政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国家干预和社会工程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秩序与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这些措施不仅仅是美国新政改革者们针对国内农业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也是美墨两国跨国农业改革政策交流后的产物。1933年至1943年间美国和墨西哥的农业改革运动相互交织、频繁对话，并促使美国陆续派遣高层农业决策者赴墨西哥参观学习，这些大人物包括前美国农业部副部长、重新安置管理局局长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前美国农业部副部长、内政部宅地司司长威尔逊（Milburn Lincoln Wilson）以及前美国农业部部长、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他们关注墨西哥革命及其“最高成就”印第安人村社制度，认为其“打破大庄园或大地产制度，将土地置于农民或小农的控制之下”的成功经验可为美国南方农村提供借鉴。另一边，长期以来，墨西哥的农政官员和学者们早就热衷于学习美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当然早期的学习仅仅以增加农业生产为目的，所以也只涉及技术层面。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卡德纳斯（Lzaro Crdenas del Ro）主政时期，墨西哥的左翼官僚们虽然一直宣扬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罗斯福新政中美国政府在农业领域发挥的巨大变革作用的青睐 和崇拜，卡德纳斯本人甚至把他的土地改革称为“墨西哥新政”。

如果仅仅讨论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在促进跨国农村社会变革方面的交流与对比，那本书最多只能叫国际关系史。但是在本书的下半部分，奥尔松将视角从政治官员这些国家行为者转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进而丰富了这段跨国农业史的广度和深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总统卡马乔（Manuel vila Camacho）合作，在墨西哥启动了墨西哥农业计划（Mexican Agricultural Program）。基金会派遣美国农业专家进入墨西哥，协助改良种子、推广杀虫剂和肥料，建立试验农场与研究机构。项目初衷是通过科学手段提升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并为墨西哥提供一条通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虽然美国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把这种跨国合作指认为一种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显然，无论是否跨越国界，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中。以往的历史学者大多认为墨西哥农业计划之所以成为绿色革命的第一步，本质上是源于美国地缘政治的需要。但是Olsson却认为这样“简单化”了历史叙事，扭曲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初心，也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偶然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专家最初想解决的就是美国南方棉花带的农村贫困问题，他们通过设立的普通教育委员会，借助农业示范运动推广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当他们来到墨西哥设立墨西哥农业计划的时候，也一度认为美国棉花地带与墨西哥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希望复制美国南方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所以他们起初试图培育更好的玉米品种，而玉米正是墨西哥的主食。然而伴随着墨西哥政局的变化和阿莱曼（Miguel Alemn Valds）的上台，村社制度失去吸引力，城市化成为了墨西哥政府的工作重心。而在国际方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美苏争霸和冷战的不断升级促使美国政府愈发希望在第三世界探索出一条快速的、可复制的粮食增产模式，这一政治趋势直接影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使其从原先较为本土化的玉米试验，转向支持具有全球意义的小麦培育试验。基金会选择全力支持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小麦育种专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并很快成功获得了高产且抗锈病的小麦品种。随后，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考量的美国农业援助模式，也随着冷战的推进，在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展开。但是，在众多历史学家对于绿色革命的评判声中，奥尔松尝试提醒我们：在尚未获得世人关注和政治干预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墨西哥农业的援助，起源于对墨西哥农村和美国南方农村大多数自耕农的对比和同理心。尽管基金会及墨西哥农业计划相关人员后来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偏离了早期承诺，但这与其初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段跨国历史在众多因素和不同角色角力下，充满复杂性与偶然性。

绿色革命农业技术绝不是美墨跨国农业交流的唯一领域，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发展模式也通过双方深入的知识交换重塑了墨西哥的农村。从卡德纳斯时期到阿莱曼任总统期间，墨西哥的官员们公开提倡模仿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这一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47年，墨西哥成立了两个河谷开发委员会，即时任总统阿莱曼创建的帕帕洛阿潘委员会，以及卸任总统左翼领袖卡德纳斯负责的特帕尔卡特佩克委员会。不管他们是否公开承认，这两个委员会实际上吸取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灵感，尝试建构一个有机管理机构，在技术和行政方面进行统一行动。这些改革者们尝试效仿美国利用科学技术和国家规划来实现自然资源的明智利用，并帮助地区经济发展。然而，这类在美国本身也面临种种质疑和批评的“大包大揽”式国家开发项目，最终被证明难以解决墨西哥农村内部的矛盾与不平等问题。

总体来说，在这本书中，奥尔松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是被人为二元区分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跨国知识和发展模式流动也不是单向的模仿和照抄，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借鉴的机制。美国专家借鉴墨西哥村社制度的设计与社会治理模式，墨西哥改革者则吸收美国农业技术与科学管理方法。美墨农业改革的互动背后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跨国知识网络。该网络由政府官员、学者、农业专家、基金会以及农民组织共同构成。官员的跨国考察、基金会的资助及学者专家的学术交流成为两国改革者互动的重要渠道。国际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专家往返、研究项目和技术推广计划，使知识与经验在国家间流动。国际学术会议和展览提供了经验交流平台，学者通过私人通信、报告和政策建议形成长期互动关系。这些跨国互动不仅促进了政策和技术的传播，也完善了现代化话语的缺陷。例如，美国农业专家将科学种植技术、作物改良方法和市场经济理念带入墨西哥，而墨西哥的土地改革经验又为美国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社会治理参考。这种跨国知识网络体现了“共构现代性”的理念，即现代性不是单向地由第一世界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而是在多国、多主体互动中形成的动态过程。

奥尔松在本书中采用跨国史与农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农业史以单一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局限。跨国农业史强调农业知识、制度、技术及社会实践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与互动，注重政府官员、专家、农民和国际机构等互动主体间的网络关系。通过分析官方档案、私人通信、政府文件和国际组织记录，奥尔松重建了美墨农业改革者之间复杂的跨国知识网络。这一方法的核心是追踪“行动者—知识—制度”的动态互动。例如，他分析美国农业专家在墨西哥的考察行程、报告提交及政策建议的传递方式，同时研究墨西哥地方政府和农民如何吸收、改造和应用这些知识。通过这种方法，奥尔松揭示了知识在跨国传播过程中的转化机制，强调现代化的多维互动和地方适应性。这一方法不仅丰富了世界农业史研究，也为跨国交流史和现代化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范例，促使学者重新思考跨国家、跨地域、跨民族、跨种族的知识网络与现代化话语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中美跨国农业历史的再思考

在世界历史上，墨西哥农业计划往往被视为绿色革命的开端，但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很多对外农业援助项目远远早于1946年的墨西哥农业计划。而中国实际上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援助并且介入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早在1937年3月，在又一次请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墨西哥无果后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洛克菲勒家族）从这里的油田获得了数百万美元，他们就应该这样做。他们在中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墨西哥却只投入几千美元。”实际上自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建立以来，洛克菲勒家族就对介入中国现代化进程拥有一套明确的工作目标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基金会投入大量的资金买下豫亲王府，并在191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西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被洛克菲勒家族标榜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很快意识到在战火纷飞又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可能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农业和温饱问题。他们通过其下属的国际教育董事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Board）为康奈尔大学和金陵大学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1925-1931）提供了五年的资金支持。然后从1931年至1935年又向何廉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提供了为期五年的拨款，每年补助一万五千美元上下，数额最高时差不多相当于该所每年三分之一的预算款项。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提供资金支持了燕京大学社会系在1930年创办的“清河社会实验区”的乡村调查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这些先驱性的教育机构大多各自为战，很难形成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农村综合变革，所以迫切需要一个整合的协调性组织来掌管当地的社区设施，以便将研究和教学成果直接应用到农村建设的实际问题当中。因此，作为前瞻性的合作组织，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于1936年4月2日在北平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项目，并先期被批准分配了高达一百万美元额度的援助资金。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由六个教育单位组成，每个组织负责并监督各自分配的管理领域。清华大学负责工程，南开大学负责经济及地方行政，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及社会行政，协和医学院负责公共卫生，金陵大学负责农业，以及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农村扫盲运动。协进会的试验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河北省的定县和山东省的济宁，他们在县内设立农村建设实习处，并以此为中心机关，各高校参与实验的教职员除常驻处内承担研究与学生训练职责，同时兼任县政府职员从事改革农村之实地工作。同时，援助资金还被用于设立本地学生奖学金及资助相关研究，以支持促进农村教育和培训工作。当时参与的机构前两年获得约五十五万六千美元资助，第三年更是获得约四十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这个金额对于当时的中国高校是一笔巨款。洛克菲勒基金会相信：这些农村政府职位的治理经验在社会学和管理学实践的初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经验在美国的既有政治体制下很难得以实现，因而近代中国的尝试更是不可多得。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建立有代表性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模式，就可以把落后积弱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拯救，在全国范围乃至国际上推广并扩展这些项目。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乐观地估计：“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实验可能在中国之外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杀虫剂的试验与应用，中国南京，1935

那么是否能够在此类乡村实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并且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农村改革模式呢？这并不好说，但是历史确实没有给予他们机遇和时间。1937年，正当丹尼尔斯抱怨基金会并不青睐墨西哥的时候，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也打断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1937年11月，协进会不得不在日军占领这两个县之前放弃了华北地区当地的农村治理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旅行，协进会的大多数成员最终撤离并在大西南的贵阳重建，另一些成员则暂时迁移到四川省。随后在兵荒马乱的1938至1941年间，虽然基金会并未暂停资助，但也不得不缩减对协进会的经费支持，以期通过现有拨款资助其关键成员。然而，协进会当时的工作并未达到最初设想的全国性示范效果。中国广袤的领土必然决定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农业生产生活习惯有天壤之别。当时，协进会所处的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等）饮食习惯是以糯米为主，与华北地区农村家庭以小麦面食为主粮截然不同，再加上西南地区多是山地梯田水田耕作，而华北地区主要是平原旱地作业，因而协进会在华北地区积累的农业生产生活技术经验并不能在这一雨热地形条件和饮食习惯完全不同的西南地区直接推广。快速推进的战事也迫使协进会在参与人员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之前主要参与协进会各方面具体工作的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中随着他们各自的大学颠沛流离地分散于全国各地，北平协和医学院留在了北京，清华和南开西迁至了云南的昆明并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和金陵则西迁至了成都，而晏阳初亦因为战乱不得不流转于湖南、四川、重庆等地继续他的乡村建设理想。协进会西迁的所在地是贵州省的贵阳和定番，由于战乱导致交通的中断以及经济的大萧条事实上完全阻碍了协进会与其合作机构之间建立任何实质性的沟通和合作。最终，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不仅丢掉了“华北”的帽子，也丢掉了“协进”的宗旨，由于战乱、距离、经费等实际不可抗拒的原因，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3年二战激战正酣之时终止了对中国农村重建工作的资助。

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自己意识到的那样，对于中国这个拥有“非常广阔的领土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的国家，他们已经超支的中国项目可能“仅仅能为正确的原则提供抽样试验”。更不用说这样渐进改良的温和知识分子改革方案在温饱无望的中国农村涉及不到核心的问题，也很难在连年战乱的年代证明自己的正确与否。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而言，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解放战争，这一系列漫长的战争并非意味着对中国“不报希望或者失去希望”，只是走到了不得不“面对现实或者不顾及感情”的地步，他们逐步放弃了在中国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验。中国项目的黯然失败，可能也是促使他们于1943年当年就在地球的另一端，迅速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墨西哥农业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洛克菲勒基金会停止了相关的资助，不代表洛克菲勒家族乃至美方其他人员和组织放弃了对于中国农村的介入。当时世界上最大农业机械公司——万国农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其董事会主席哈罗德福勒麦考密克（Harold Fowler McCormick）是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女婿。1945年，他掌管下的万国农机公司与民国政府农林部签署合作计划，设立万国农机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农业工程，还资助成立美国在华农业工程师委员会，负责农业工程化在中国的教育、研究以及推广工作。该合作计划虽然没有帮助中国实现农业工程化，也没有实现他们占领中国农机市场的商业意图，但是他们为中国培育了第一代的农业工程师，并成功地将现代农业工程学科的概念系统地引入了中国。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在此不赘述。

中国和美国有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交往历史，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美国个人和组织都试图介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非正式的沟通交流、宗教慈善性的救助和个人的合作努力逐渐促成了中美之间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交流与合作。以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基金会组织、以万国农机公司为代表的营利性公司以及美国政府官方的国家机器，不管是在近代还是现代、在民国政府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不管他们内部的左翼群体是否存有反对的声音，一直尝试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在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各个领域，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合作、渗透、介入，乃至可能的控制。你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词，但是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场景和立场。这种文化、技术以及贸易的交流与纠缠当然不是最原始和最血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也不一定会直接损害合作对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在一些特定历史节点上的特定案例中，客观上还可能促进受援对象国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科学技术的初步发展。然而由于美国政府长期而强势的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导致这种合作的上限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触及美方最为在意的全球统治地位。同时在美方反复强调要绝对的“公平公正”和即时的“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处于极度弱势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祭出的国家主权、商品市场、人力资源以及民族情感，可能比美国交换的技术和资金需要更多的赎金来救赎。

共鸣

美墨跨国农业交流和近代中美跨国农业交流的历史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和生产力提升的过程，更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知识体系重构的复杂过程。虽然奥尔松极力在本书中向我们强调这种跨越国界的知识交流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他依然在本书的结语部分提醒我们面临着喜忧参半的现实：一方面，“绿色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表亲确实在生产廉价食物和纤维作物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贫富不均被进一步拉大的现状。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力不断增强并逐渐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崛起成长为超级大国，这些美国组织和公司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起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并将之命名为绿色革命，本质上是为了配合美国政府以发展和现代化的名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扩大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的受众群体，以抵消和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美国政府以及支持美国政府立场的学者往往把民国时期美国对华的农业合作项目以及后来美国在全球开展农业技术合作的绿色革命定义为是“人道主义援助（Humanitarian Aid）”，强调美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和制度优势以及其道德制高点，但实际上即使是支持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学者如约翰H. 帕金斯（John H Perkins）也不得不承认：“仅凭人道主义的解释，在呈现绿色革命的全部复杂性方面是严重不足的。我们必须学会把援助国和受援国对援助项目的欢迎看作是他们各自确保国家安全愿望的反映。”而前美国农业历史学会主席赫特（R. Douglas Hurt）则更尖锐地指出：“如果还有人相信绿色革命重视改善生产是去援助贫穷和饥饿的普通人，那他们可是天真地犯错了。”

奥尔松的英文版原书主标题是“Agrarian Crossings”强调这种农业交流的跨国性，但是中文版的主标题则改为了“发展的可能性”，强调这种跨国交流本质上是为了输出以美国为主体、多方共构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一词之差，意义却完全不同。有关绿色革命的历史不仅关乎着如何定义美国的过去，某种程度上也时刻警醒着中国的未来。中国作为人口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均约占全球五分之一，并且国际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持续提升的负责任大国，可能正接近一个临界点：其发展模式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的内涵和韧性，以支撑中国自身的稳定与发展，还应当具备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影响西方国家的能力，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因地制宜的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解决方案。然而，我们距离这一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