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滁州市来东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30岁的张某身亡。该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后，2025年3月以来，办理该起事故的民警被处分，两名司法鉴定人也被行政处罚。

事发晚上，刘某骑二轮电动车载着女儿张某，沿无名路行至裕安东路，准备穿过裕安东路左拐。快到道路中间时，路对面驶来一辆货车。见过不去，刘某折返，将要行驶到路边时，被李某驾驶的拖车以63km/h～67km/h的速度撞上。

涉事车辆的路线示意图

因此前错误认定刘某“左转驶入逆行车道”等事实，2024年7月，来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刘某仍负同等责任，李某由“次要责任”变为“同等责任”，货车驾驶员支某仍负次要责任，死者张某无责任。

澎湃新闻注意到，2025年3月，因该案办理涉及的问题，来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来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一名中队长、一名民警给予党内警告处分。2025年4月，两名司法鉴定人因对拖车安全性能（制动）进行检验鉴定时，未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检验，被铜陵市司法局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4月12日，二审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两位鉴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现滁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来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联合组建执法监督委员会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公正性进行审查，尚未做出结论。故本案应中止审理，裁定中止诉讼。

死者张某的近亲属坚持认为，李某应负事故主要责任，而非同等责任；且事故中有人死亡，李某还应负刑事责任。他们将拿着前述处罚结果，继续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

重新认定后，拖车由“次要责任”变“同等责任”

来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2023年7月14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称，2023年6月3日20时9分，刘某驾驶二轮电动车，载着张某，向左转弯驶入裕安东路逆向车道，与迎面驶来的李某驾驶的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注：即拖车）发生侧撞。事故致刘某受伤，张某死亡。经调查，事发时，支某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李某驾驶的拖车会车时，未按规定使用灯光。

认定书称，刘某“在（李某）车辆临近时左转驶入逆向车道”，是事故发生的一部分原因；李某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是次要原因；支某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使用灯光，影响对向来车的安全行驶，是次要原因。刘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李某负次要责任，支某负次要责任，张某无责任。

该认定书描述的道路情况为：现场位于S210线2km+100m处，为沥青路面，呈东西走向，限速40公里每小时，夜间有路灯照明。

“电动车左转驶入逆行车道不是事实。”因认为认定书存在错误，刘某申请了复核。但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审查后决定维持。

货车驾驶员支某的询问笔录显示，当时他看到电动车从路口出来，横穿马路，快走到路中间，看车流量大，就折返回去了。

“结果我对面来了一辆清障车（拖车），然后他们俩相撞了。”支某说。

事发当晚拖车司机李某接受警方询问称，电动车是走反道，从其“右手边往左手横穿马路”。不过，李某所驾拖车行车记录仪显示，拖车连续从右侧超车。刘某驾驶电动车由北向南横穿裕安东路行驶，即将到路边时，被拖车撞上。与李某所称“电动车从其右手往左手横穿马路”刚好相反，也非前述认定书所称电动车“与迎面驶来”的拖车侧撞。

拖车行车记录仪显示，该车从右侧连续超车后不久，超速与电动车相撞。撞击点附近就是T型道口警示标志。

前述认定书依据的重要证据——安徽公立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事发时，拖车车身前部右侧与前方“自左向右行驶”的电动车车身右后部及车上人体发生过接触碰撞。该鉴定同样证实电动车是往路边而非路中行驶。

2024年5月，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发出通知称，总队成立案件核查专家组。会议认为，该案件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重新审查。此后，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发出通知，要求来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补充调查，重新认定事故责任。

2024年7月2日，来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负同等责任，李某负同等责任，支某负次要责任，张某无责任。

死者家属认为拖车应负主要责任

对来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重新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张某近亲属仍不认同。他们认为，李某应负主要责任。因有人死亡，其还应负刑事责任。

首先，警方认定事故地点路段类型为“普通路段”，而非“路口”。区别在于机动车通过“路口”要减速慢行。

警方材料显示，事故地点向前150米处（李某来车方向），也竖有“注意行人”的交通标志。

事发前，刘某骑电动车载着张某，从裕安东路南侧的开放式修理厂出来。

来安县新安镇红桥村王圩村民组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修理厂本是一条道路的进出口，没有路名。修理厂一直是附近村民和车辆进出的重要路口。在内容相同的另一份《情况说明》上，有多名村民签名和摁指印。

对此，民事诉讼一审的庭审笔录显示，李某的代理律师表示，电动车所行驶的路面（无名路）并非正常道路，并不能因⾏⾛的多了就变成合法道路。

不过，拖车行车记录仪显示，拖车与电动车碰撞点旁，就竖有一个“T型道口标牌”。

来安县公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2024年5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表示，前述“T型道口标牌”是提醒驾驶人员前方有路口（修理厂进出口），减速慢行。

张某近亲属认为，事发路段若认定为“T型道口”，虽然路口裕安东路中间划有黄实线，但标志标线应配套使用，而道口无禁止左转弯标志。标志效力高于标线，若无标志，晚上视线差，会诱导违法。因此事发地电动车可以左转。

事发道路并未限制非机动车通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非机动车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张某近亲属认为，据警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碰撞点位于裕安东路路边0.8米处。可见，刘某已最大程度完成避险义务，却被无视道口警示标志、从右侧连续超车、超速50%以上，在十几米外就看到电动车、碰撞处还有T型道口警示牌、却未减速的拖车撞上。很明显，拖车责任大于电动车，应负主要责任。

拖车的行车记录仪显示，事发当天18时6分53秒，拖车拐入裕安东路。拖车18时7分2秒从左道变更到右道开始超车，到7分11秒连超两车。仅6秒后，事故发生。

事发当晚李某的询问笔录显示，“对方（电动车）距离我十多米的时候，我看到的”，“看到对方后，我踩了刹车、按了喇叭，向左边打了方向”。“对方车辆行驶距道路右边一米多”。不过，警方现场勘验显示，未发现紧急刹车痕迹。

由此，张某近亲属怀疑李某操作不当就没有踩刹车，或者拖车的刹车系统存在问题。

安徽公立司法鉴定所2023年7月2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事发时，拖车行驶速度为63km/h～67km/h；拖车安全性能（灯光、制动）处于有效状态。对此，张某近亲属质疑，该鉴定只称拖车制动处于有效状态，却未按照鉴定程序和安全技术标准要求检测灯光、制动性能的各项技术参数，未明确拖车灯光、制动性能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他们认为，若拖车灯光、制动效果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李某至少应负主责。

图说：警方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事发后，拖车在道口停了下来。

对此，李某向澎湃新闻表示，拖车没有买任何保险，这和事故的发生无关。事发时拖车刚买一年，制动效果肯定没有问题。对于为何现场没有紧急制动痕迹，李某表示“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李某表示，目前涉事拖车已经取出来，自己仍在开着干活。

涉事民警和司法鉴定人被处罚

2024年11月19日，来安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采用了来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重新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决书显示，根据庭审查明的刘某负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李某负同等责任、支某负次要责任等事实，法院酌定刘某承担25%的赔偿责任，李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支某承担35%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赔偿张某近亲属因张某死亡造成的损失336967.8元，豆某（拖车所有者）赔偿7500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支某所驾重型自卸货车交强险投保公司）赔偿150000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支某所驾重型自卸货车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投保公司）赔偿272971.83元等。

一审庭审笔录显示，对事故责任的划分问题出庭民警表示，事故认定书中有说明原因、案件事实和法律法规。对案发时拖车是否应当发现电动车？民警拒绝回答。

张某近亲属不认可警方的责任划分，由此也不认可前述一审判决，向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月14日，该案二审开庭，进行了审理，未当庭宣判。

图说：警方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拖车前车窗右前部碰撞处粘连有头发。

澎湃新闻注意到，因这起交通事故，涉事司法鉴定人、民警均被处罚。

铜陵市司法局2025年3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安徽公立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人张某2、孔某在办理来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委托的鉴定事项“对皖MQ****号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安全性能（制动）进行检验鉴定”，未严格按照《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17）标准进行检验，分别被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4月7日，来安县公安局答复显示，因该交通事故办理问题，3月18日，该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来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中队长李某2、民警韦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月12日，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称，庭审中，原告（张某近亲属）提供证据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两位鉴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现滁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来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联合组建执法监督委员会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公正性进行审查，尚未得出结论”。故本案应中止审理，裁定中止诉讼。

4月24日，张某近亲属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们将拿着相关处罚结果，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