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如约去文学山房旧书店,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改变,唯一的不同,就是江澄波先生没坐在店门口的老位置上。恍惚之中,我觉得大热天里,老人家只是在家里等我们去看他,一会儿就能见面。中午十一点多,吴致之师偕师母二人抵达书店,在江先生子女的陪同下,到西大园三号江宅,入门时的犬吠声依旧,进屋一抬头,看到江先生面带微笑的遗照,和其祖、父辈并排悬挂在客堂西面的墻上,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江先生真得走了。

二十多年里,我来过江宅很多次,每次看到江先生稳稳面东而坐,背后的墻壁上,悬挂着他祖父母、父母的遗像。老人家只是静静地坐着,见此场景,无须过多的语言,就给人一种饱经岁月沧桑、依然世代传承的感觉,江家人如此,文学山房亦如此。居中挂着的江杏溪老先生夫妇俩的像最大,却并不是相机拍摄的,而是请人画的,旧时有一批专擅画开相的画工,以帮人家绘制喜神面容为生,江澄波先生曾亲口告诉我,晚清苏州阊门外山塘上的沙山春就擅画开相。不经意间,江先生说过的人和事,都成了掌故,如今他不在了,很多往事便无从叩询了!前几个月,我数次去文学山房旧书店,问了一些《文学山房明刻集锦》相关的情况,值此书即将重版之际,记录如下。

(1926年6月30日—2025年6月11日)

人生总不免有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多了,我逐渐明白,这全是生命的体验,也是人生的常态。对于即将影印出版的《文学山房明刻集锦》,最大的遗憾是江澄波先生没能看到它的面世。

今年三月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王若舟兄联系我,提出想影印《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出一部彩色的纪念版,托我征求江澄波先生的意见。三月二十七日,我去文学山房旧书店拜访江先生,不出意外,他对重版一事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请出版社拟定合同,交江先生一看,以便尽快操作。到了四月二十一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方面又反馈,希望江先生能将重版事宜全部授权给我,对此江先生也表示同意。四天之后,江先生孙女江茜将他手签的授权书、身份证拍照发我。我随后将出版合同等处理完毕,并于四月三十日再次前往文学山房,当面向江先生汇报此事,顺便也请教一些与《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出版相关的问题。

四月二十五日,台湾的书友陈逸华自扬州来苏,我陪他去了乐桥的苏州古旧书店,也去拜望了江先生。谈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影印,记得当时江澄波先生曾问起重版的形式如何,是线装高仿,还是做精装本?我回答说,出版社方面考虑彩色、原大影印,装帧形式可能倾向于洋装,还未最后确定。他感叹道,没想到这个书隔了七十多年能够再版!当年差一点儿因为这个书被冠上“破坏文物”的罪名,幸好按上级要求,做了一些补救工作,逃过一劫。原书虽然做了三十几部,但家中早已一无所存,顾颉刚的序文还是从北京图书馆复印回来的。

最初江先生打算编《文学山房明刻集锦》,主要受到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合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一书的启发。这在江澄波先生的口述史《书船长载江南月》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大概在1952年,我看到了由顾廷龙、潘景郑二位先生编辑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选出代表性的明代版本,用照片形式呈现,一旁配以版本说明——效果很好。同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想法:如能以明代原刻残页装订成册,加以版本说明,不是效果更好吗?

当时明版的书还是多的,尤其是杨寿祺先生曾卖给我一批天一阁的明刻残本。我便以此为基础,选了一百六十种,每种一页,按经、史、子、集排列,选了后先鉴定:这本是明代嘉靖刻本,这本是明代成化刻本,这本是红印本(比如印谱就是红印本),这本是蓝印本,这本是插图本……鉴定好了,我去拜访潘景郑老师,请他帮我看看。因为鉴定版本这功夫是很难的,我怕自己鉴定得不对,一定要请教老师。除了辨别版本,还有一个难点是装裱:因为书的开本大小并不统一,其中版面最大的是《通志》。综合考虑后,我最后选了八开的尺寸来做——即便是八开这样大的尺寸,《通志》也还是需要折掉些天头地脚才能放进去。

从杨守敬的《留真谱》、缪荃孙的《宋元书景》,一直到赵万里先生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前后六十年一甲子中,公藏单位如南京国学图书馆(《盋山书影》)、故宫博物院,私人如瞿氏铁琴铜剑楼、刘氏嘉业堂、云间韩氏读有用书斋、陶氏涉园,书坊如王氏文禄堂等,陆续采用雕版印刷或珂罗版、石印技术,进行书影类图书的印刷出版。这一批出版物,于今看来,展现了宋元明历代版本的基本面貌,提供了版匡、行款、字体等信息,可供研究版本学者参考,但部分原始的物质信息未能保留,如纸张的质地与颜色,以及印刷的顔色、墨色深浅之类,翻印的出版物自然无法原样呈现,即如《文学山房明刻集锦》灵感的来源——《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由于受到抗战时期经济条件、物资匮乏等限制,为了出版,不得已缩小开本、照片印得不清晰等,这些问题一直是顾廷龙、潘景郑两位先生的遗憾。顾廷龙先生晚年一直有重编《明代版本图录》的愿望,也曾物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徐小蛮、浙江图书馆的谷辉之来协助完成此事,可惜直至他去世,这一夙愿也未能实现,这是十分让人惋惜的。

《书船长载江南月》中所述内容,今年四月里,江澄波先生也曾向我谈及。关于这批明刻残本,有一部分系杨寿祺转让的天一阁旧藏,却未及细问,如今回想起来是个很大的遗憾!众所周知,民国初年宁波天一阁藏书被盗一案,曾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杨寿祺的祖父杨云溪也身陷这场风波之中。杨氏来青阁的这批明刻残本底货,有范氏旧藏并不奇怪,但哪些书真的源自天一阁?恐怕仅凭书名、版本及一页书影已很难加以确认。

关于选目,前不久我当面问过江先生,他的回答与《书船长载江南月》所记相近似。或许时间有些久了,以南京图书馆藏《文学山房明刻集锦》来看,全书确实按照四部分类法排列,有朱墨套印本,却并没有看到严格意义上的红印本,《集古印谱》一种只有书叶中央一小部分泛红,更象是红印之后的黑墨初印本。蓝印本也只有《丹铅总录》一种。插图本有《宣和博古图》、《方氏墨谱》及《三才图会》三种,其中《宣和博古图》的开本最大,天头地脚裁去一部分外,书口向内折了一行,才勉强装入册中,不凸出于全书之外。《书船长载江南月》中江先生说“版面最大的是《通志》”,很可能是误记,殆南京图书馆藏本一百六十种书里并无《通志》一书。

开本大的单叶需要裁切、摺叠,开本小的单叶则需要两边做宽,江先生都挑选纸质、纸色相近的纸张接补,然后统一加衬,使全书整齐划一。至于书的序言、封面、题签,江先生的原本设想,可能是分别请潘景郑、顾廷龙、顾颉刚三位先生撰写、题署,前两位是《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的编者,顾颉刚先生与文学山房也有很深的渊源。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据《书船长载江南月》载:

书做好后,一共四册。我请潘先生写一篇序文。他可能因为当时考虑得多,不敢出头露面,就婉言推辞了。事隔三十年后我到上海去拜望他,他已八十多岁了。我拎了一些苏州糕点带过去,他很高兴,聊后交给我一封我父亲写给他的信,又问我:“之前我给你写的《明刻集锦》的序,你还收着吗?”我推测,当年他是写成了,只是因为担心而不敢交给我。这真是令人唏嘘。

潘景郑先生婉拒我们的请求后,向我们推荐顾颉刚先生来作序。顾先生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大中国图书局当经理,我和父亲便奔赴上海,拜访顾先生,呈上书稿,请顾先生指点。顾先生对我们的创举表示肯定,一口答应给我们写序言。其后他来到苏州时,又和我们见面商谈这本书的编排,建议书名为《明刻集锦》,并建议我继续做《清刻集锦》。第二年,顾先生交给我《明刻集锦》的序文。

江静澜致潘景郑函

以上所述,今年四月三十日,我听江先生讲了一遍,内容基本相同。我当时告诉他,曾在1950年代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中看到一篇署名“管汀”的文章——《这是什么立场!——评潘景郑的〈着砚楼书跋〉》,显然是对潘先生的批判。而在此之前的几年中,早已有一些迹象,潘景郑先生当时可能已经将序写好,鉴于时势,临时决定秘之箧衍,回过头看,这显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因潘景郑先生的推荐,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成为《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序言的撰写者,他日记中的相关记录,验证了江澄波先生回忆的真实性。《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五日有“江澄波来,看其所集《明刻集锦》,谈”一条,应该就是江先生去大中国图书局拜访他求序的真实写照。江先生描述当时场景,告诉我说“顾先生一口答应”。不过,这与《书船长载江南月》中所说“我和父亲便奔赴上海,拜访顾先生,呈上书稿,请顾先生指点”一句略有不同,顾颉刚先生记录中的访客只有一位——江澄波,并无他的“父亲”江静澜。我猜想,江先生做口述史时,之所以将父亲带上,应是出于《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原书署名“江静澜编”考虑而有意为之。

既然求顾颉刚先生撰序的时间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那请潘景郑先生帮忙选目把关、撰序当更在此之前,这个时间与《书船长载江南月》所记的“大概在1952年”相符,且“第二年,顾先生交给我《明刻集锦》的序文”一说,也完全可靠。具体的时间,可能较原书前顾颉刚先生序末署——“时公元一九五三年四月,顾颉刚书于上海法华乡寓舍”,要晚一个月。检阅《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一日有“回拙政园,予钞改《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序讫。……出,到文学山房,晤江澄波,选书”的记录,显而易见,序言是顾颉刚趁回苏州时,在苏南区文管会修改定稿,并誊清抄好,亲自拿到人民路上的文学山房,交给江澄波先生的。《顾颉刚日记》的记载,再次证明,《文学山房明刻集锦》的实际编者是江澄波。

看了江澄波先生的回忆,不难发现,相较于众多古旧书从业者,他的确有其过人之处。除了一九九七年,他七十二岁时出版《古刻名钞经眼录》、《江苏活字印书》外,数十年间,江先生撰写了数十篇内容与古书、藏书家、苏州历史相关的文章,二〇一九年夏我已将之汇编为《吴门贩书丛谈》公开出版。而《文学山房明刻集锦》的面世,早于这些著作半个世纪,彼时他刚从业十年左右,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就有此开创性的想法,并将之迅速实施,想到这一切,不由让人由衷地钦佩起来!

现今所见的《文学山房明刻集锦》,顾颉刚先生的序言与目录是铅字排印本,我曾不止一次问过江先生,顾颉刚先生的手迹、序文的底稿还在吗?他回答说,几十年过去了,包括顾廷龙先生题的内封、顾颉刚先生题的外签,原稿全部已经遗失,不知所踪了。这和《书船长载江南月》所述也能一一对上:

顾廷龙先生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书题写了封面书名。签条则仍然由顾颉刚先生书写。封面、签条、牌记是影印的,序文是用铅字排印的,都是请苏州文新印书局制作的。做这部书所用的都是残本,有的残本所剩的页码很少,只有三十多页,一部书拆出来,一共只能装订出三十几部。书做好后,定价四十元。我把顾颉刚先生的序抄了多份,又写了一些介绍文字,分别寄给国内的多家图书馆。这样的实物书不多见的,一下子就被订得差不多了。

《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内封 顾廷龙题

前几年我整理《顾廷龙日记》时,曾专门留意过文学山房的条目,可惜并不多。如今重新检索,并没发现他题写《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内封的具体记录。排印顾序、目录的文新印书馆原名文新印刷公司,民国初年开设于苏州阊门内西中市,辛亥革命后、抗战爆发前承印过金松岑的《天放楼文言》、朱揖文的《苏州指南》(不止一版)、苏州美专的《艺浪》杂志、苏州国医社的《国医杂志》、俞友清的《红豆集》、汪柏年的《尔雅补释》、李根源的《曲石丛书》、王月芝《虎丘山》、金孟远的《吴门新竹枝》、施中一《旧农村的新气象》等一大批书刊,一度成为苏州最大的铅字排印出版机构。江先生告诉我,民国《吴县志》八十卷也是文新承印的。一九五三年,他去印《文学山房明刻集锦》顾序、目录时,文新印书馆已搬离西中市,迁租到人民路马医科巷口今绣园所在之地,沈寿、余觉夫妇曾在此地办过同立绣校,与文学山房老店只隔了一条人民路。

当年《文学山房明刻集锦》一共出了多少部?关于这个问题,《书船长载江南月》说得比较笼统,“三十几部”,到底三十几呢?查今年三月二十七日访江澄波先生的笔记,他当时说了一个数字——三十六部。四月二十七日,王若舟兄告诉我,目前查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两部)、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保定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此书,然其数量尚不到发售总数的一半。公藏单位购藏之外,私人手中也有几部,可以明确的是给《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出过力的潘景郑、顾廷龙、顾颉刚三位。尽管后来此书被人举报,江先生写信给他们,想要索回赠书,结果三家一致未作响应,《书船长载江南月》说得很清楚:

由于潘景郑先生、顾颉刚先生、顾廷龙先生都为本书出力不少,我曾分别赠送了样书给各位先生。省里说要回收这部书,我只好写信给他们,说明这个情况,希望他们把书寄还给我。三位先生却都表示不愿意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苏州大学图书馆曾购买过一部,但后来院系合并,这部书就随着院系合并到南京的一所大学了。苏州图书馆是没有的。记得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都有入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我到北京讲课,住在校尉胡同,距离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较近,就前往拜访丁瑜先生,希望能影印一份顾颉刚先生的序文。丁先生同我说:“我帮你看看啊,不一定能找到啊。”幸好,这部书还在北京图书馆,丁先生就安排帮我复印好,我带回留作纪念。

排印的顾颉刚序言复印件,十多年前,江澄波先生曾给过我一页,可能被我放在《吴门贩书丛谈》的底稿一起,一时寻不出来。当年他去北京图书馆找丁瑜先生,事先并没有约好,结果很巧,那天丁先生恰好在馆里。提及要复印顾序,丁瑜先生说要看一看,其实下面还有半句话,《书船长载江南月》没写——有没有被赵万里先生借回家?原来北京图书馆这部《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并未作为藏品编目入库,而是一直作为古籍部的工具书放在办公室,有时会被人借去参考。那天真得很巧,书在善本部,顾序也就顺利复印了回来。

《文学山房明刻集锦》一经发售,颇为畅销,除江家自留了一两部,三十多部很快售罄,眼见此事即将圆满结束,不料横生枝节,江苏省里忽然来指示,说此举有破坏文物之嫌。虽经江先生解释,这批残本、残叶从来青阁转入文学山房,存于库中数十年,一直没能用于补配,此举完全是废物利用,化腐朽为神奇,但上级仍责令他将已售出的书追回后,上交省里。于是,江先生不得已又向买书的单位去函,说明缘由,愿意原款退还,请对方把书寄回,令人意想不到,极少买家愿意原物退回的,最后他将退回的、家中所留的书全部上交,此事方才告一段落。《书船长载江南月》里说:

没想到做好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人举报给省文化局,认为我破坏文物。我说:“我这些书页都是从残本里挑出来的。”但人家说,你残本在这里,还可以想办法配呀。省里边就来问责,要求我把所剩的书全部交到省里。当时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了几部在店中,我把这几部书都送到省里,自己一本都没有留下。

可能考虑到我的出发点是好的,除了批评和让我上交存书,省里并没有采取其他的处罚措施——而且我上交给省里的书,他们还是给钱的,算是全部收购去。但我已成了惊弓之鸟,本来我已经着手做《清刻集锦》,已经搜集了一些残页,这事一发生,后面的计划就不好进行了。如今想来,省里的意见也有道理,这些残本都是文物,而且现在残本的价格也很高了。

我曾问过江先生,当时提出此举属于破坏文物,要求将书上交省里,用于补配的人是谁?据说是郑振铎,他看到书,提了意见,至于是否真的如此,则不得而知了!后来,江先生从抄家发还的东西中,找到一些明刻单叶,其中有一部分是《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剩下来、页码较多之书的零叶,如《书船长载江南月》配图中《三才图会》一叶虫蛀痕迹,与南京图书馆藏本如出一辙。这批劫余之物,一九九二年曾被江先生带去北京,作为讲课的实物教材进行展示。

《文学山房明刻集锦》面世至今七十多年里,学界对它的评价颇不少,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来新夏《古籍整理讲义》、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等,大多持赞许的态度。沈津先生在《发潜彰幽君独秀 蜚声卓越在书林——说苏州文学山房》一文中说:“津1960年追随顾廷龙先生习目录版本学时,先师即要我调来此《集锦初编》细细阅看。事实上,这种版刻单页实物对鉴定明代版本最为有用。由于是实物,各朝的版式、字体、墨色、纸张一目了然,看多了,那种版刻终始递嬗之面目自然难忘。”确是甘苦心得之言。

本文作者与江澄波先生

回顾一百二十多年的文学山房历史,《文学山房明刻集锦》既是江澄波先生入行后的牛刀小试,也是公私合营前老店最后的绝响。进入新世纪,老店重开已历二十五载,《文学山房明刻集锦》跨越大半个世纪,重新面世,既是一脉书香的延续,也是文学山房兴衰的最佳见证。

一百岁的江澄波先生走了,一百二十六年的文学山房还在,苏州城中芸香一缕,犹待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