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2日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逝世50周年。汤因比主编的《命运之城》（陈恒、屈伯文、倪凯、黎云意译，上海光启书局2025年10月版）追溯了从耶利哥到巨型都市的人类聚居史，探讨技术、文化与自然的平衡，直面环境危机与城市灵魂的困境。本文是《命运之城》的中文版序。澎湃新闻经光启书局授权刊发。

《命运之城》书封

文明的崩溃往往是瞬间的，而重建却需要无尽的努力。二战后，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并在6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制造业快速增长，解决了大部分就业问题，然而贫富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化肥、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技术的应用增加了世界粮食供应，生育率也因之大大提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居住环境的深切忧虑。“寂静的春天”发出警告：“到处笼罩着一片死亡的阴影”，人类必须关注自然环境。

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所有生物都会调整自己的身体，以适应特殊的环境条件。就此而言，技术的进化就是人体的进化，都是人体的延伸，久而久之这也使人类成为技术的附庸。结果“人被他的设备所矮化，被他的数字所窒息”。高就业率与高生产力催生了高消费，人口随之急剧增长，居住问题日益突出。加之重建战火所摧毁的城市需要时间，更加剧了住房短缺，拥挤程度越来越不堪，许多家庭不得不在极小的空间内居住，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随着战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需要了解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还是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动态中心，会在无形之中塑造人类的行为。诚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我们塑造了我们的建筑，建筑也塑造了我们”。因此，富有远见的学者与规划者开始重新审视并塑造人类的建筑环境，以应对人口激增、城市化、生态危机和基础设施短缺等重大挑战。

道萨迪亚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1913—1975）

希腊建筑师、城市规划师道萨迪亚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1913—1975）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才华横溢、见多识广，是集学者、政治家、人道主义者和影响力于一身的人。为未来而规划，为现在而建设是他的使命，他致力于改善住房和基础设施，在二战后全球城市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代周刊》称他“帮助15个国家重新安置了1000万人”。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在希腊、巴基斯坦、西班牙、叙利亚、美国、伊朗等40多个国家完成了大量的大型建筑与基础设施；更在于他提出了“人类聚居学”理论，强调科技对城市的影响，将技术和工艺作为实现人类和整个社会繁荣的手段，从而展现出对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化的前瞻性思考，以及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努力与雄心。

这种跨学科合作主要体现在道萨迪亚斯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洛会饮”。“会饮”是古代希腊人的社交活动，在贵族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通常是男人们在饮酒吃饭的同时，伴随诗歌吟诵、讨论哲学等活动，以此来展示智慧与审美。会饮结束时，在街上游行以显示群体的凝聚与力量。道萨迪亚斯的“提洛会饮”研讨会自1963年始，持续到1975年。会议为期一周左右，每年邀请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在爱琴海的游轮上举行，上午讨论、下午游览、晚上娱乐，有宴会、舞蹈、游泳、奇装异服派对、参观名胜古迹等活动，将智力活动、思想交流与感官愉悦结合在一起，最后都会在提洛岛结束。该岛是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的诞生地，为古希腊人的圣地。他的目标是“通过研究人类居住区的过去历史，更好地理解与人类居住相关的问题”。

道萨迪亚斯邀请14个国家的34位全球知名思想家、科学家、规划师、学者参加第一届讨论会，聚焦人类聚居问题与未来发展，探讨城市化、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受邀出席的有建筑史家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建筑师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经济学家沃德（Barbara Ward，1914—1981）、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15—1994）等。每次研讨会的具体参与者名单可能有所不同，但很多人都是多次参加。每位资深专家都被要求邀请一位年轻的门徒，为会议带来年轻的想法和多样性。

对于道萨迪亚斯来说，全球城市就是身体的全球化，是聚居区这个“有机体”在生物与技术层面的不断演化。他认为，城市不过是网络的产物，可以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联系；城市的真正维度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城市发展重要的是轨迹，而不是它的形式。道萨迪亚斯的这些思想主导着论坛的走向。

论坛聚焦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这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探索人类居住区的未来；论坛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剧场和宣传机器。论坛推动了“人类聚居学”的全球传播，影响了后来的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理念。他们总是从地球的尺度来思考问题，致力于重新思考和重塑建筑环境，以解决地球的环境和人口问题。他们提出许多前瞻性观点，比如“人居论坛”，后被转化为联合国的“人居论坛”。

首届会议发布了《提洛宣言》，旨在探讨建筑与城市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建筑如何与环境、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凸显技术、文化、自然之间的平衡，强调人类居住所面临的危机，提出了一种全球性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居住环境。《提洛宣言》重申了道萨迪亚斯的设想：一个单一的全球城市正在失控地发展，而人类则被描绘成建筑失控发展的受害者。社会如未能为改善人类居住分配资源，那就是基本价值观的扭曲。

汤因比主编的《命运之城》（1967）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道萨迪亚斯受邀并撰写了该书最后一章《未来的世界城市：普世城》。汤因比对人文地理城市保有终身的兴趣，在他看来“城市的历史是整个人类事务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后来所写的《变动的城市》（1970）、《对希腊城邦的人类聚居学研究》（1971）是其对人类聚居学理论的贡献。汤因比在1967年访问日本时做了“即将出现的世界城市”和“人类的未来”两场报告，把人类聚居学传到了日本。

汤因比擅长在混乱喧嚣中寻找可理解的秩序，这在《命运之城》中得到完美体现。他将城市分为城邦、首都城市、巨型城市以及未来世界城市等，他的“目的是提供迄今已出现的主要城市类型的样本”。

就学术意义而言，城市分类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不但从经济角度把城市分为“消费城市”“生产城市”“商人城市”，而且从政治角度把城市分为“非正当性支配”的城市、“正当性支配”的城市，以此证明“这些观念只是在地中海文化圈里，特别是在希腊、最明确的是在罗马城市法的范畴内得到了充分发展，在世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发展”。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城市分为城邦国家，“它们来自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它们至少代表了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一些主要城市类型。例如，雅典、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魏玛代表了城邦，其中城市和国家是相同的，有时甚至是共存的”；首都城市，它们是大国政治首都的代表，如亚历山大里亚、罗马、长安、君士坦丁堡、科尔多瓦、巴黎、墨西哥、伊斯法罕、德里—阿格拉、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巨型城市的代表则是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以及未来的可能普世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巨型城市的扩张与生活条件的人性化之间存在着一场竞赛；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在这场残酷的竞赛中，究竟是蛮力还是人性化形态谁会成为赢家。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得城市规划艺术受到重视。”这就为全书论述奠定了基本框架与写作指导思想。

伊斯兰堡

每种城市类型都有其内在价值与象征意义，其实都是各个时代人们所追求理想国在人世间的具象化。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决定文艺复兴胜利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431—1449年间召开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目的是团结教会，但无意之中复兴了希腊研究。第二件大事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迫使一些文化逃亡者前往意大利避难，其中一些人还带来了比人更稀缺、更需要的书籍。第三件大事是帕伦图切利（Parentucelli）当选为教皇尼古拉五世，教皇尼古拉以学识渊博和虔诚著称。他将教皇职位确立为人文科学的赞助人，洛伦佐瓦拉从他的慷慨中受益匪浅，他是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新的学问占据了罗马教廷，罗马开始被视为文艺复兴的首都。这三件大事都发生在15世纪中期前后，是文艺复兴的重要转折时期，是现代世界的开端时期，都与城市有关，都与文化有关，都与知识流动有关。佛罗伦萨可谓文化之城，是“文艺复兴的领航员”，像希腊人一样，佛罗伦萨人“被某种特殊的本能引导着走向节制和美丽”；而君士坦丁堡可谓军事之城，是帝国之都；罗马可谓宗教之城，是精神之城。质言之，城市是人类灵魂的安放处。

列维斯特劳斯说：“不论我们想的是旧世界木乃伊化了的城市，还是新世界仍在胚育中的城市，我们经常把我们最高的价值，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和城市生活联想在一起。”鉴于“城市”在人类生活中无可争议的核心地位，历史学家介入城市研究也是自然的。汤因比独辟蹊径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独特的世界城市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世界各大城市的兴衰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尽管作者注意到如长安、特诺奇蒂特兰、伊斯法罕这类东方城市，但论述比重仍偏向西方。例如，中国章节篇幅较短，且多依赖二手研究。“本书是写给全世界公众的，其领域是自最早的城市出现以来的整个世界。该领域的广泛性使得对该主题的处理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它必须是有选择性的。”他召集了当时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每人负责一座城市，对人类几千年来的城市发展进行了精彩的专题叙述。他摒弃了先前城市传记中那种细节过多的政治、军事、经济叙事，而是以文化、环境为中心，进行长时段的叙述。作者们回答了城市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建筑？城市性格是什么？城市灵魂是什么？谁在塑造城市形态？城市地标是什么？理想城市是什么？以及各种城市问题，并就危及人类未来的环境恶化话题进行剖析，进而展示城市化是如何发展、如何改变我们的。毫无疑问，是人类建造了城市，城市聚融着人类文明，但结果却是城市制约着人的精神状态。对于如今90%的时间都在室内度过的人类来说，此类情况更加糟糕。

城市犹如文化一样，身份不易确认，概念难以界定。霍布斯鲍姆将城市比作“历史多样性的杂货铺”，城市研究亦是如此，呈现一种百衲的状态，学科的合法性亦被质疑。争议即价值所在，具有综合性、现实性、跨学科性等特征的城市研究极具挑战，因之吸引着各个领域的专家。概念的流动性与演变性在城市与文化身上得到极佳的体现。城市和文化一样，并不是整齐划一、固定不变的；城市是动态的，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塑造的。定义城市、城市身份和城市影响力的边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就像历史研究的重点会根据当前的政治或文化议程而改变一样。英国城市史之父戴奥斯说：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社会变迁、地方政治，或者各种不同的环境建成形态感兴趣的话，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也很自然地就会被城市生活及其机制的研究所吸引，或者自愿献身于它。费尔南布罗代尔说“所有城市都是或者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可见，研究城市就是研究国家，研究世界城市就是研究世界国家，研究城市的本质就是研究人类的内在本质。

地球是太阳系中距离太阳第三的行星，也是按大小排列的第五大行星，是唯一明确知道可以支持生命的行星。地球估计约有45.4亿年的历史，人类起源的进化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在大约10万至20万年前产生于更新世晚期的非洲。无论对地球本身和寄居在地球上的物体的古老性如何评价，人类的种族是新的。相比较地球生命，人类的历史很短，城市的历史更加短。但今日我们的世界已是城市的世界，地球已成为城市之城。

汤因比因此用《圣经》中的寓言，把城市比喻为芥菜：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马太福音，13：31—32）。一个小的或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有可能成长或发展为巨大或强大的东西。每个城市都是一粒芥菜籽——在世界范围内相对较小，但城市却孕育着塑造人类的力量：“我们现在可以追溯世界城市的历史，从耶利哥到巨型城市。一粒芥菜籽不过经过八九千年就长成了一棵遮蔽大地的大树。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通过打一场原子弹世界大战来清算人类，那么在据说这个星球仍然适合人类居住的20亿年里，这个包罗万象的城市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设法驱除灭绝性热核爆炸的蘑菇状云的威胁，那么，在我们能够窥视到的未来，那粒已经成长为巨型城市的芥菜籽的威胁将一直萦绕在我们身边。”人类的未来在哪里？人类的进化得有护身符，不仅仅是衣服的遮寒避雨，更重要的安全，那就是建造房屋，城堡可以保障人们的安全、塔楼可以瞭望传递信息、多层建筑可以住更多的人……“但其物理增长的繁茂奢华可能永远不会成功地使它成为一个城市。为了成为一座城市，它至少也要进化出灵魂的雏形。这就是城市的本质。”“巨型城市的防御问题是，当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由人、建筑和街道组成的无限大的人造环境中时，如何使生活重新人性化。”“有人提出，城市是社区的化身，社区通过公共纪念碑表达其共同意识。在巨型城市中，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为过去的城市增光添彩的共同人性的可见标志。但是，在巨型城市里，即使是最引人注目的公共纪念碑也有可能脱颖而出吗？”这一切都是需要人们回答的。

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宣布人类是不朽的，城市也是如此。我们如何回应城市发展的问题？比如“巨型城市是城市化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命运之城》的作者以其渊博知识作学术基础的，散发着浓厚的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一种生动、多彩的城市景观；因为他们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单位来审视历史的，而是以城市文明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将历史史实串联起来，赋予作品诗意与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这样的历史学家，也许我们的时代更需要具有“诗意”的历史学家。

《命运之城》是汤因比为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主持编写的三本同类书籍中的第一本。这些书的创意来自出版社，但具体的执行工作由汤因比负责，事实上，他有时会投入大量精力修改由他或出版社邀请的作者所撰写的章节。另外两本是《基督教的熔炉》（1969）、《世界的半壁江山：中国与日本》（1973）。这些读物推动了当时的大众阅读。

该书是属于20世纪60年代剧烈变革的产物。这是一个反主流文化的社会动荡时代，这是一个在所有领域都体现出一种狂热创新的时代，学者们充满生机、活力与激情，预示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改造社会的群体崛起。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也是属于城市研究成就斐然的时代。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1960）是研究城市形态的经典之作；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历史中的城市》（1961）倡导文化没有被技术创新所取代，而是与之共同繁荣的“有机城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被誉为现代城市研究的奠基之作，成为“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基石；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1966）提出了“城市集体记忆”概念，强调城市的历史性、集体记忆和形式逻辑；曼纽尔卡斯特的《城市革命》（1968）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经典之作；道萨迪亚斯的《聚居学：人类聚居科学导论》（1968）是一部系统探讨人类聚居形态及其演变的开创性著作；汤因比主编的《命运之城》则是一部通俗易懂、富有文化魅力的城市史与城市文明著作。它们都属于这个时代的辉煌。

“在我为我的老朋友和批评家彼得盖尔（Pieter Geyl）的去世感到悲伤时，我试图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他出版的作品将在未来的许多代人中继续被阅读，而且这不仅是专业历史学家，还有更广泛的公众。任何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忽视盖尔的工作，因为他的许多工作对我们的知识和对他所处理的问题的理解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盖尔和纳米尔（L. B. Namier）一样，既是一个一流的技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他用他的研究成果来阐明他的主题，具有洞察力。”其实这段话岂不更适合对汤因比本人的评价吗？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缺少汤因比—盖尔—纳米尔式的人物吗？他们睿智、博学、思辨，富有想象力且拥有焦虑的良知，关怀人类文明，思考人类命运。他们对世界的整体判断是划时代的。他们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是超越疆界的历史思想家。这也是我们推出中文本的目的所在，让文本自由流动，激发更多出人意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