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部署已达到1989年入侵巴拿马以来的最大规模。
自9月初以来，美军对至少15艘据称走私毒品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造成至少61人死亡。自10月下旬以来，美国向波多黎各部署了10架F-35隐形战机，在加勒比海部署了7艘美国海军舰艇。10月24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海军舰队中最现代化、最重要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启航前往委内瑞拉海岸。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确定委内瑞拉境内的打击目标，该消息随后被特朗普否认。
除了所谓的“禁毒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第二次上台以来逐渐强化在拉美地区的干预，一方面展现对阿根廷右翼政府的支持，一方面以挑衅姿态破坏与长期盟友哥伦比亚的关系，还以其政治盟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遭所谓“政治迫害”为由，对巴西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并吊销多名官员签证，导致美巴关系急剧恶化。
“一方面以‘禁毒战争’为幌子进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通过制裁、关税等经济手段胁迫拉美国家向美国靠拢——实质上暗示必须疏远中国。”厄瓜多尔前外长、拉美研究智库“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纪尧姆朗（Guillaume Long）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直言。
这些措施引发了外界对“门罗主义”和扩张主义在拉美地区抬头的警惕。一个新词“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正在美国媒体界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中传播，用来描述特朗普政府或其支持者在美洲地区所主张的新型或强化版政策。
1823年，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门罗宣言》，提出“美洲属于美洲人”这一口号，“门罗主义”自此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到了奥巴马任期，美国政府曾宣布“门罗主义的终结”，但特朗普在其首次任期又公开宣称“门罗主义强势回归”。
在纪尧姆朗看来，当前美国的拉美政策既强势又激进，既是对传统势力范围的回归，也暗含对早期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某种怀旧。“门罗主义”正在经历第二次“范式转变”——从最初关注军事与安全到更多转向经济层面，“美国不担忧中国的导弹或军舰，而是担忧中国的资金、贷款与市场份额。”
对于美国拉美政策背后的推动力，纪尧姆朗指出，“共和党佛罗里达游说团体”拥有很大影响力，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就是现任国务卿马可鲁比奥。
专访人物简介
在隶属左翼的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任内（2007-2017年），纪尧姆朗曾担任外交部长、文化与遗产部长、知识与人才部长和厄瓜多尔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等职务。莫雷诺政府上台数月后，因反对其急剧右转的执政方针，纪尧姆朗宣布辞职。此后，他在巴黎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拉美研究智库“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PR）从事学术工作。
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纪尧姆朗在南美国家联盟（UNASUR）与拉共体（CELAC）危机中呼吁对话，主张拉美地区国家联合反对美国的“干脚湿脚”政策（编者注：美国政府1995年规定不接收在海上被美方拦截的古巴偷渡者，但接收成功踏上美国领土的古巴人，此举导致大量古巴人绕道厄瓜多尔进入美国），以保护古巴移民权益。
纪尧姆朗
加勒比上演现代版“炮舰外交”
澎湃新闻：“对话”网站（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分析提到，美国在拉丁美洲有干预的历史记录，例如政变、军事介入和秘密行动。特朗普的一些言论或行动，比如“不排除夺取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以及对委内瑞拉附近海域所谓 “贩毒船只”动用军事力量，则被国际社会视为一种更强硬、更具威胁性的姿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在拉美的干预策略是否表现出新的形式？如果有，这些方式有哪些特点？
纪尧姆朗：我不认为这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全面颠覆。准确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强化版”的美国对拉美政策——它更像是常规政策的夸张化、激进化的呈现，而非政策转向。这种激进化体现在：美国始终将拉丁美洲视为其势力范围，事实上美方使用的某些术语（比如“后院”）一直令拉美国家不适。虽然拜登将其改称为“前院”，但坦率说，对拉美国家而言并无本质改善。
澎湃新闻：特朗普将经济胁迫、关税武器化和军事干预威胁结合起来的政策似乎产生了一些预期的结果。例如，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芬太尼贩运和犯罪组织的打击，而巴拿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抚特朗普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您如何评价特朗普自上任以来的拉美政策效果？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纪尧姆朗：确实如此。这一点很有意思——回顾美国对拉丁美洲乃至整个西半球的外交政策，在其崛起初期乃至帝国扩张的19世纪末期，美国本质上是在巩固其领土疆域。这个国家最初只是东海岸的13个英属殖民地，随后不断向西扩张。在经历内战解决内部矛盾、通过对原住民的残酷战争（实质是种族灭绝）巩固疆土的过程中，美国首次与拉美国家墨西哥接触，并夺走了其近半领土。这首次接触就带着领土扩张的烙印。
待地理疆域基本稳定后，美国开始效仿欧洲殖民模式，将目光投向加勒比海地区。20世纪头30年直至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睦邻政策”之前，实行的都是所谓的“炮舰外交”。正如西奥多罗斯福倡导的“大棒政策”，美国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拉美国家就范。当时许多行动关乎债务追讨——纽约银行家的贷款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支部队正是在加勒比地区行动中崭露头角）持枪催收。
而当前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与这种“大棒政策”惊人地相似。眼下在加勒比海南部正在真实上演现代版“炮舰外交”，美国不仅在委内瑞拉沿岸派兵，近期又对哥伦比亚发出新威胁。这种“顺服否则承受后果”的胁迫手段，配合经济措施（关税虽非炮舰但同属胁迫手段），形成“不服从就将遭受经济打击、政治动荡乃至政权更迭”的威慑。
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在特朗普执政前11个月已显露无遗：一方面以“禁毒战争”为幌子进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通过制裁、关税等经济手段胁迫拉美国家向美国靠拢——实质上暗示必须疏远中国。可以说，当前美国的拉美政策既强势又激进，这既是对传统势力范围的回归，也暗含对早期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某种怀旧。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2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原住民抵抗日”纪念游行中发表讲话。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4日，美国向加勒比地区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增加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对此表示，美国正在“制造一场战争”。视觉中国 图
“共和党佛罗里达游说团体”
澎湃新闻：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拉美议程（如移民和毒品问题）与他的国内选举议题密切相关，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是否有外交战略或意识形态因素在推动特朗普当前的拉美政策？这种将外交政策完全“内政化”存在哪些风险？
纪尧姆朗：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未形成一套深思熟虑的战略。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本质上是在美国相对衰落时期针对国内民众的宣传。虽然我不愿过度渲染“美国衰落”——美国仍将保持全球大国地位——但相对于其他新兴力量，其相对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学会在国际体系中共享决策权和进行权力分配，而这对习惯20世纪至21世纪初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而言难以适应。“让美国再次伟大”正是对这种困境的回应，其中夹杂着孤立主义与本土主义倾向——尤其体现在移民政策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策与拉美地区产生了特殊矛盾：地理上拉美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但移民问题本身充满悖论。首先，持续移民本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模型显示若无移民，美国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更矛盾的是，当前移民潮恰恰源于美国自身的拉美政策——以委内瑞拉为例，过去十年约600万-700万民众外逃的难民潮，被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是2015年启动、2017年加剧的制裁所致。当委内瑞拉因制裁失去90%的石油出口收入，经济崩溃必然引发社会危机，最终形成经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延伸至中美洲的移民链。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制裁政策催生的移民潮，最终成为其2024年竞选时反移民宣传的素材，这种政治悖论恰恰暴露了政策缺乏长远考量。
实际上与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驱逐约800万移民相比，特朗普政府的驱逐规模相形见绌。当前政策更多是政治作秀：遣返时给移民戴镣铐的场面经媒体放大，已引发哥伦比亚拒绝遣返航班降落、巴西卢拉政府以人权为由抗议等外交冲突。这本质上体现的是特朗普式的浮夸风格，而非战略转变——真正改变的是政策修辞与表演性，而非实质内容。
特朗普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让人恐惧。用格雷厄姆艾利森（编者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的话说，这不是基于共识的霸权，而是基于胁迫的霸权。这种手段虽然短期有效，却存在保质期——我认为从长期来看难以为继。
当前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一些国家如巴拿马确实因惧怕报复而向美国靠拢。但这种胁迫也可能催生更多“不结盟”甚至反抗的回应。随着威胁次数增加，其胁迫效力会递减——第一次威胁可能奏效，但到了第三、第五次就会逐渐失效。
对拉丁美洲而言尤其如此。本世纪前十五年出现的“粉红浪潮”中，左翼进步政府通过组建区域组织（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寻求“集体主权”来抵御美国分而治之的策略。美国向来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区域多边合作，近年来这些区域组织虽被削弱，但长远来看，拉美国家终将意识到：无论是厄瓜多尔、洪都拉斯这类小国，还是秘鲁、哥伦比亚等中等国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增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回到威望问题——国际政治中的威望关乎可信度。当伙伴国认为你值得信赖，才愿意在政治、经济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美国政策因政府更迭出现的剧烈摇摆，正使其被视为不可靠的伙伴。这种威望损耗最终将损害其政策可信度。
当然，这种反制目前尚在初期阶段：哥伦比亚、巴西、委内瑞拉正抵抗美国要求，而厄瓜多尔、萨尔瓦多、阿根廷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则因恐惧或意识形态认同选择靠拢。但这种基于胁迫的联盟能否持续超越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仍有待观察。
澎湃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是古巴移民后裔，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曾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政府内部其他鹰派人物如斯蒂芬米勒也持相同立场。这样的外交团队是否会推动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更加重视拉丁美洲？结合特朗普首个任期对拉美的政策，该地区在特朗普外交议程中究竟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
纪尧姆朗：我认为这个地区（拉丁美洲）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讨论到，美国正在回归一种传统的“势力范围”思维。很明显，美国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层面正在从世界其他地区收缩。欧洲是最明显的例子，甚至在中东也是如此，尽管情况比较复杂，并不完全是一种单向的撤出。但从长远看，美国确实在相对退却。
接下来要观察的是亚太地区的情况，因为那里存在美国真正的对等力量。我们还得看看特朗普政府会怎么做——目前还不明朗，信号很混乱。但唯一毫无歧义的地方是——美国在西半球的重心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拉丁美洲。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力量。一种是特朗普本人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他们的政治动机并不是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他们并不是出于“反共”或“反进步派、反自由派”等政治理由，而更多是一种对“美国曾经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当然，那种“美好过去”在现实中大多是虚构的。这种思维更接近孤立主义。
但特朗普政府内部还有另一股势力——共和党内部的新保守派，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甚至布什（小布什）时期。这个群体更倾向于干预主义。而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向其“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承诺要结束“永远的战争”，不再派美军地面部队参战。然而，新保守派仍然坚持一种高度干预主义、甚至是鹰派的立场。
其中一个核心团体是我称之为“共和党佛罗里达游说团体”的人，他们在制定美国对拉美政策方面拥有很大影响力。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就是现任国务卿马可鲁比奥。
这个团体对拉丁美洲极为关注，他们本身就是拉美裔美国人，尤其是古巴裔。他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是“左翼”或“中左翼”的拉美政府充满敌意，并热衷于推动政权更迭。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的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最两极分化的——左翼与右翼的对立依然非常尖锐。佛罗里达共和党人尤其希望在左翼执政的国家实现政权更替，他们对古巴怀有历史性的怨恨，对委内瑞拉也类似。他们把这两个国家视为同一个“问题”，必须一并解决。
因此，最近几周我们看到美国在加勒比南部的军事集结迹象，可能就是这一派势力推动的委内瑞拉“政权更迭”计划的体现。这一目标或许对鲁比奥阵营来说，比对特朗普本人更重要。
特朗普本人更倾向于与那些与他政治气质相似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建立个人关系，比如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阿根廷现任总统米莱，甚至萨尔瓦多的（总统）布克尔。对他来说，这是“强人之间的共鸣”。
而对鲁比奥来说，这是一场更具意识形态意味的“反左翼斗争”，尤其涉及到古巴——他本人家族的原籍国。他代表了古巴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对于“推翻古巴革命”的幻想和复仇情绪，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1959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未能做到的事情。
此外，鲁比奥及其阵营对巴西的（总统）卢拉和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也充满敌意。尤其是哥伦比亚——长期以来是美国在拉美最亲密的盟友。虽然在经济上墨西哥更重要，但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是美国在西半球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哥伦比亚曾是拉美地区最大的美国武器采购国，在全球也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哥美两国的情报系统关系极为紧密——哥伦比亚甚至能获得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情报访问权限及其他拉美国家无法获得的武器。
然而，2022年哥伦比亚选出了一位前游击队员出身的左翼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这对美国，尤其是新保守派和佛罗里达共和党团体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从未想过最亲密的盟友会由一名前游击队员执政。虽然佩特罗早已放下武装，长期参与民主政治，当过议员和波哥大市长，但在象征意义上，这仍然对美国造成震动。
如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首先是哥伦比亚抗议美国在驱逐移民时存在侮辱和侵犯人权的行为；随后哥方在加沙问题上强烈谴责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径，并成为西半球少数公开批评以色列、支持南非发起的国际法追责行动的国家之一；之后又抗议美国在加勒比南部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部署；最后还因美军轰炸加勒比海上疑似运毒船只、造成哥伦比亚平民死亡而爆发外交争议——美方至今未能提供证据。
这些事件导致两国之间的“言语交锋”不断升级。而鲁比奥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
最后一点：特朗普政府内的新保守派在拉美事务中的干预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不仅干预行政事务，还直接介入他国司法系统。例如鲁比奥公开谴责巴西法院判处前总统博索纳罗因策动政变而入狱的判决；美国政府甚至对此提出抗议，称之为“政治化的司法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哥伦比亚，前总统乌里韦被判刑12年，如今案件正在上诉过程中，而美国方面也声称这是“政治迫害”。这十分讽刺，因为美国过去一直称赞哥伦比亚的司法体系是拉美地区“最不政治化”的典范。
总而言之，鲁比奥及其新保守派盟友——尤其是佛罗里达共和党游说集团——正在大规模、积极地干预拉丁美洲内部事务。
当地时间2025年9月3日，墨西哥墨西哥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墨西哥外交部向媒体发表讲话，讨论了安全、毒品恐怖主义、委内瑞拉、毒品贩运、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视觉中国 图
“门罗主义”经历“范式转变”
澎湃新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当前的拉美政策代表了“门罗主义”的回归。您认为特朗普继承了门罗主义的哪些核心理念？相较于传统门罗主义，特朗普采用了哪些新手法？
纪尧姆朗：“门罗主义”自詹姆斯门罗总统在1823年提出以来，一直在不断演变。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823年时，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而拉丁美洲国家——至少在大陆部分，也就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正处于独立战争时期，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独立。
以我自己的国家为例，我们在1822年作为“大哥伦比亚”的一部分获得独立，而厄瓜多尔在1830年成立。也就是说，当时正值拉美国家相继独立的年代，同时仍存在欧洲列强——尤其是西班牙帝国——可能卷土重来、重新夺回殖民地的威胁。1823年时，西班牙还在努力维持其残余殖民据点。
所以在1823年，门罗主义所传达的信息是：“美洲属于美洲人（The Americas are for the Americans）。”
最初，这一理念在拉美并未收到负面反应。因为当时拉美各国正为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而奋斗，而美国早已独立，因此拉美民众最初将“门罗主义”视为一种反殖民的团结与声援。在那时，“美洲人”被理解为“美洲大陆的居民”——即所有生活在美洲的人，而不是特指美国人。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句话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1905年，“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的提出使“门罗主义”的含义彻底改变。罗斯福的解释明确指出，这里的“美洲人”实际上指的是“北美人”，也就是美国人。由此，“门罗主义”演变成一项确保整个西半球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政策。
从那时起，它逐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的地理位置极具优势：东有浩瀚的大西洋，西有广阔的太平洋；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这两个邻国都不构成系统性安全威胁。加拿大发达且人口稀少，从未对美国构成威胁；墨西哥人口众多，但发展水平较低，也并非“存在性威胁”。当然，美墨之间存在犯罪、移民等安全问题，但这类问题并不威胁美国的国家生存。
相比之下，欧洲各国彼此毗邻，国家间力量对比复杂；东亚地区同样存在复杂的安全格局。而美国在地理上则“得天独厚”。因此，美国所需的——用美国的话说——就是一个稳定、温顺的西半球。
只要西半球保持稳定、承认美国的霸权，美国就能从这里出发，跨越两大洋，将力量投射到全球。这正是美国在20世纪所做的事：先是参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在冷战时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和平、听命的西半球”是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地缘根基。
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回归基地”，重新回到“门罗主义”的逻辑。今天的“门罗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美国）不希望任何其他大国或全球性力量干涉西半球事务。”
这一点在冷战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每当苏联在拉丁美洲扩大存在时，就会引发国际危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安全。尽管当时美国在土耳其也部署了对准苏联的核导弹，但当危机最终通过谈判解决时，双方达成了交换——苏联撤出古巴导弹，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同时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
这场危机正是“门罗主义”的典型体现：美国绝不容忍任何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军事存在。
冷战期间，苏联基本遵守了这一“红线”，在拉美没有形成类似古巴那样的军事存在。中国也没有，美国的欧洲盟友虽然在经济上参与拉美事务，但在安全层面上并无大规模军事部署。
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核心逻辑。而如今，“门罗主义”被重新激活——这次的“对手”是中国。
中国如今已成为除哥伦比亚外所有南美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哥伦比亚也正在快速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虽然中国不是墨西哥的主要贸易对象——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极为紧密（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到现在的美墨加协定USMCA）——但在南美，中国的经济存在已远超美国。
这意味着“门罗主义”正在经历第二次“范式转变”。它最初关注的是军事与安全，而现在更多转向经济层面。中国在拉美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直接威胁美国安全；因此，若从“传统门罗主义”的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存在并不违反该原则。然而，现实是——美国如今感到的“威胁”不再是军事性的，而是经济性的。
在厄瓜多尔，中国出资参与修建了多座水电站；在秘鲁，中国企业刚刚启用了一个大型港口；在整个地区，中国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贷款与贸易等领域全面布局。结果是，中国不仅在贸易层面超越了美国，更在拉美塑造了新的经济依存关系。
因此，如今的“门罗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层面的门罗主义：美国不担忧中国的导弹或军舰，而是担忧中国的资金、贷款与市场份额。
澎湃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提及特朗普政府将遏制中国在拉美影响力列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在您看来，特朗普当前对阿根廷的策略更多是出于经济目标（如削弱中国在阿关键矿产与基础设施领域存在），还是地缘政治目标（如遏制中国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的影响力）？
纪尧姆朗：我认为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从根本上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存在，是确保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取所需资源和劳动力的关键。而这又与美国的安全政策密切相关——让各国在安全合作上高度依赖美国。
我们刚才提到过“毒品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在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这样的政府就更可能与美国达成交易，也更容易被特朗普政府恐吓或施压，这毫无疑问。
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政策主要是“大棒外交”，几乎没有“胡萝卜”。美国在拉丁美洲拥有的两大主要影响杠杆分别是：安全与金融。
第一是安全。这在全球范围内都适用。美国依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军事体系，远远超过中国、俄罗斯等国。虽然局势正在变化，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在上升，但美国依旧遥遥领先。在西半球，美国的“第四舰队”在拉丁美洲海域巡逻，部署有航空母舰、核潜艇、驱逐舰、护卫舰和导弹巡洋舰。这种压倒性的军事存在，使得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这是美国的第一重杠杆。
第二是金融。美国依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量资本集中在纽约，而美联储仍然是“中央银行中的中央银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元高度依赖，甚至直接采用美元化经济。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力。美国在IMF中拥有17%的份额和否决权，而IMF的重大决策需要85%赞成票才能通过——这意味着，没有美国投票，就无法达成任何决议。相比之下，中国的份额只有约6%，英国大约6%，但英国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由此可见，美国在IMF中拥有实质性否决权。
IMF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尤其显著。过去三四十年间，拉丁美洲是IMF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负债最深的地区。当今世界上对IMF负债最多的国家就是阿根廷，而厄瓜多尔也位列前五。IMF不仅直接影响贷款，还对债券市场、利率、债务置换及债务协议的走向有巨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凭借军事与金融两大杠杆，在该地区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然而，美国正在失去另一种杠杆：贸易与投资。我认为这才是与“真实经济”相关的部分。金融并非实体经济——它不是生产，不是实际GDP。它很重要，但并非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在这一领域，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显著上升。如今，几乎所有南美主要经济体（除一个外）与中国的贸易额都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
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在拉美仍有投资优势，但份额正逐步下降，而中国的投资份额则稳步上升。这代表着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回报与影响力都在减少。
这正是我们回到“门罗主义”讨论的原因。如今，美国的焦虑源于它在拉美影响力的流失。“门罗主义”的定义也正在变化——它不再仅仅是安全政策的定义，而是逐渐扩展为涵盖安全、贸易、投资等所有层面的全方位战略。
特朗普对米莱的惊人支持
澎湃新闻：尽管特朗普与拉美部分右翼或保守政府（如阿根廷米莱政府和萨尔瓦多布克尔政府）存在意识形态共鸣，但其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实际损害了这些盟友的经济利益。您如何看待这种右翼跨国联盟中的共同利益与潜在矛盾？该联盟是否稳固？
纪尧姆朗：我认为你说得对，这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矛盾。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关税实际上伤害了他的盟友；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又在积极保护某些关键盟友，比如巴西的博索纳罗。在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期间，他对博索纳罗确实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显然，在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中，他不得不面对卢拉总统——而博索纳罗正因试图推翻卢拉、策划政变而面临法庭审理。事实上，甚至有证据显示曾有暗杀卢拉总统的阴谋。因此，博索纳罗现在完全处于反对派阵营，甚至面临入狱的可能，但特朗普仍然在为博索纳罗辩护、为他撑腰。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6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中期选举后与支持者一同庆祝。在90%的选票清点完毕后，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党”获得了40.84%的选票。此次选举正值阿根廷因外汇储备不足而面临严峻经济形势之际。视觉中国 图
不过在经济层面上，他最亲密的盟友无疑是阿根廷总统米莱。这种支持的程度相当惊人——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部长甚至向阿根廷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用以挽救正在下沉的阿根廷经济。而这一切发生在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前几天。就在不久前的地方选举中，米莱阵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遭遇重大失利——这是阿根廷人口最多、经济最重要、政治分量最重的省份——输给了庇隆党，特别是在阿克塞尔基西洛夫（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的领导下，他如今甚至被视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这次失利对米莱来说意义重大。
令人瞩目的是，特朗普政府居然愿意在这件事上如此大力投入。这完全违背了“美国优先”的政策立场。特朗普一直宣称不愿把美国的钱花在外国人或海外的军事、经济冒险上，但如今的做法却与此相矛盾——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美国纳税人的资金来保护像哈维尔米莱这样的意识形态盟友。
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是徒劳的。它只会助长市场投机，使阿根廷看起来更脆弱——让经济显得疲软，让比索看起来不稳。采取这种措施只会让整个国家显得更加不稳定。所以我并不确定，这是否真的能增强债券持有人和投资者的信心，还是只是在拖延问题的爆发——无论阿根廷选举结果如何，这个问题终究会浮出。
澎湃新闻：关于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有学者指出“美国对阿根廷400亿美元纾困方案缺乏经济逻辑”。在此背景下，对于奉行交易式外交的特朗普而言，强化与米莱政府联系旨在实现哪些战略目标？
纪尧姆朗：我认为他（特朗普）只是想帮米莱赢得选举。他觉得只要美国表现出对阿根廷的支持、展示出“我们在你背后”“我们会保护你”的姿态，就能对阿根廷选民产生巨大影响，让他们觉得这很棒——米莱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那我们就投票给米莱。
但事情并不一定会这样发展。你问我特朗普有什么策略——其实“特朗普”和“策略”这两个词并不总是能放在一起。他并不总是那么有战略眼光。
另外要记住，我认为米莱这个现象在阿根廷是个“异类”。阿根廷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这一点在历史上根深蒂固——无论政治光谱的左翼还是右翼，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庇隆主义基础。确实，米莱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阿根廷经济状况非常复杂，他成功地利用了一种“反体制”的情绪——那种“烧掉一切”“摧毁国家机器”的极端言论，带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与偶像破坏倾向。他的政治信息和修辞都很怪异、难以捉摸。我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
阿根廷总统能公然说出“我反对阿根廷的国家利益，更支持投机者、投资者，甚至更支持美国和以色列，而不是阿根廷”这样的言论，是极其罕见的。而阿根廷民众愿意接受这种立场，也非常不寻常。我认为，这种现象终究是脆弱的。
我们在巴西其实已经看到过类似的情况：特朗普对巴西征收了50%的关税，他以为这样能削弱卢拉、威胁卢拉，甚至干预巴西司法体系、反对对博索纳罗的有罪判决。但结果恰恰相反——这些做法反而在政治上帮助了卢拉。卢拉本来民调表现并不理想，但这些外部打压反而提升了他的支持率。
阿根廷可能会重演类似的情形——特朗普本质上就是在进行选举干预。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公开选边站，告诉阿根廷人民：“你们必须投票给米莱，否则……”事实上，就在上周，特朗普居然直接说，如果米莱在这次选举中失败，美国将“放弃阿根廷”。虽然我在转述，但他的原话几乎就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这是一种胁迫，这就是所谓的“大棒政策”。确实，一些选民可能会因此感到害怕，觉得必须投票给米莱，否则情况会更糟。但了解阿根廷的人都知道，他们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我们拉美人都知道，阿根廷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上也是最不依赖美国的拉美国家之一。从地理上讲，它与美国距离最远（与智利并列），而且在发展水平上长期高于多数拉美国家。阿根廷多年来一直拥有真正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在经济指标上（如GDP等方面），阿根廷长期以来更像南欧的地中海国家，而不是典型的拉美国家。只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危机让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遗憾的是，阿根廷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拉美国家——特别是因为米莱在推动这种变化：他正在“拉美化”阿根廷，让阿根廷从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退化为单一的原材料、矿产和大豆出口国（大豆现在是阿根廷对美、中、欧的主要出口品）。在这方面，阿根廷的经济结构如今越来越像巴西。
不过，特朗普完全没有理解，阿根廷依然保留着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独立与自尊传统。他以为可以通过威胁和恫吓让任何国家屈服——也许这次能在选举中起一点作用，我对此存疑；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它未必会真正有利于米莱的长期政治前景。
